伊朗目前的策略很明确，是“以谈促和，以守为进”，即愿意谈，但并非示弱。此番谈判是其精心设计的 “三阶段优先次序”策略，将国家安全底线，特别是要求美国提供“不再发动军事侵略”的切实安全保障，置于了谈判最核心的位置。
伊朗的国家安全底线清晰且坚定，构成了其不可动摇的谈判基石。
绝对安全保障：首要要求是美国为伊朗提供切实担保，书面承诺未来不发动或支持任何针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这是达成任何协议的前提。
全面解除制裁：要求美国必须首先解除非法单边制裁并恢复其被冻结的海外资产。
索要战争赔偿：明确要求美国必须为当前冲突带来的损失提供战争赔偿。
坚守核权利：坚持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特别是铀浓缩活动）的权利，拒绝放弃。
为守住上述底线，伊朗提出了明确的三阶段谈判路径，旨在先兜住安全底线，再将核问题这种很难谈出成果的议题放到最后，争取谈判主导权。
第一阶段（停战保证）：彻底结束战争，并以持久停火协议为核心，美方必须提供“不再发动军事侵略”的切实安全保证。
第二阶段（海峡管理）：把全球重要能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作为伊朗战后重建的核心经济来源与地缘政治筹码，进行新制度的磋商。
第三阶段（核问题）：在前两个阶段协议落实并得到安全保障后，才开启核问题的技术性讨论。
在谈判开启前夕，伊朗的动作显示出其策略的复杂性。
外交攻势：外长阿拉格齐密集访问巴基斯坦、阿曼、俄罗斯等关键国家，向各方阐释立场并寻求政治支持。
立场强硬：在2026年4月25日的首轮接触中，伊方立场较此前更加强硬，明确强调“任何方案都必须按伊朗条件执行”。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与总统佩泽希齐扬也多次重申：不接受在压力、威胁和封锁下进行谈判。
双重信号：一面以强硬立场展现决心，一面也未完全关闭对话大门，并通过高级别沟通渠道，向美方传递若立场软化、强硬派将更可能支持的信号。本质上是一场以谈判本身进行的外交战。
总而言之，伊朗在外交辞令上的“不谈判”与行动上的“提方案”看似矛盾，但其核心目标始终如一：在一个对自己绝对安全的、不受胁迫的环境下，以胜利者的姿态，最大限度地捍卫国家主权、安全与经济利益。
审视七十余载的美伊关系，从昔日盟友到今日宿敌，其间的冲突与博弈为国际政治提供了深刻的历史教训。核心在于：霸权干预终遭反噬，而信任一旦崩塌，即便有利可图的合作也极难达成。
1953年政变：奠定仇恨根基：美英情报机构推翻民选伊朗首相摩萨台，扶植亲美独裁的巴列维国王。这起被视为对伊朗内政粗暴干涉的事件，是伊美仇恨“不可避免”的根源。此后长达25年的“蜜月期”中，美国视伊朗为“海湾宪兵”，通过“白色革命”施加影响，却在伊朗社会埋下了根深蒂固的反美情绪。
1979年伊斯兰革命与人质危机：关系彻底破裂：1979年，巴列维王朝被推翻，因美允许流亡国王入境治病，伊朗学生占领美国使馆并扣押52名人质长达444天。此事直接导致美伊于1980年断交并开启全面制裁，伊朗视美国为“大撒旦”，两国关系彻底破裂。
美国为伊拉克提供支持；1988年美军击落伊朗民航客机；1984年美将伊朗列入“支恐国家”名单；2002年小布什又将伊朗纳入“邪恶轴心”，彻底封死和解可能。
2015年伊核协议至2018年毁约：信任彻底崩塌：2015年，伊朗与安理会五常加德国签署协议，以限制核计划换取解除制裁。但仅3年后，美国就单方面退出，并重启“极限施压”制裁。美国的背信弃义摧毁了伊朗对其谈判诚意的最后信任。
以上事件清晰地勾勒出两国从盟友到宿敌的轨迹。这些事件主要反映了以下几个层面的深刻教训。
1953年政变和长期控制是为维护地缘战略利益，结果是美国在当地长达数十年的经营化为乌有，并催生了更强烈的地区反美力量。
在美国的长期包围和制裁下，伊朗构建“抵抗之弧”作为生存自保，伊朗认为妥协退让只会换来美国霸权的步步紧逼。
从伊朗视角看，核心是反抗霸权、追求生存。历史让它明白外部强权不可信，不安全感使其必须在对外政策上强硬，并追求以自保能力为基础的安全架构。
从美国视角看，根源在于维持霸权、建立秩序。它排斥伊朗在中东扮演自主且强大的角色，并频繁通过制裁、暗杀等“破坏计划”强行干涉。
这些教训展现了主权尊严与反霸诉求对霸权主义的激烈反抗，以及霸权野心为追求主导地位所必须付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