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在郭沫若、吴晗的强烈要求下，国家终于决定打开万历皇帝的陵寝，谁料，棺材打开没多久，万历皇帝的龙袍遇见空气，慢慢变黑，一些珍贵的丝绸也化为灰烬，自此以后，国家再也没有主动发掘帝王墓。

主要信源：（澎湃新闻——考古解析｜不主动发掘帝陵，是看到60年前发掘明定陵的悲剧）

上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站稳脚跟，各行各业都憋着一股建设国家的劲头。

在文化领域，一些专家学者也渴望用实打实的发现，来印证辉煌的历史，提升民族自信。

当时，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明史研究专家吴晗，是两位很有影响力的文化人。

他们怀揣着一个学术上的热切愿望，认为如果能打开一座保存完好的明代帝王陵墓，很可能找到早已失传的珍贵典籍。

比如历史上著名的《永乐大典》，同时也能让世人亲眼见到那些只存在于记载中的皇家珍宝。

这个想法听起来很吸引人，于是，一份申请发掘明长陵的报告被递交了上去。

这个大胆的计划在文化界内部引发了激烈争论。

以文物局局长郑振铎，考古学家夏鼐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对此深感忧虑。

他们最大的顾虑在于当时极其薄弱的文物保护技术。

郑振铎曾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表达他的反对，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去发掘皇陵，就像试图在狂风暴雨中保护一堆干燥的绒毛，结果可想而知。

探索的热情与学术的冲动最终占据了上风。

考虑到长陵规模过于宏大，作为折中与试验，发掘目标被定在了规模稍小的定陵，即明朝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墓。

这次发掘，被赋予了“试掘”的性质，本意是为以后的考古工作积累经验。

1958年，定陵的发掘工作正式启动。

当时的考古条件，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十分简陋。

他们使用的工具主要是手铲、铁锹、撬棍和手推车，缺乏精密的探测仪器，更谈不上后来才普及的现场保护实验室。

整个发掘过程更像一场依靠人力与经验进行的艰苦工程。

寻找地宫入口就花费了将近一年时间，最终，考古队员在宝城城墙的一处砖墙上发现了松动痕迹，由此才找到了通往地下玄宫的道路。

当沉重的石门被缓缓推开，一个沉寂了三百年的地下世界展现在人们面前。

地宫内整齐排列着万历皇帝和他的两位皇后的棺椁，周围堆满了琳琅满目的随葬品，包括精美的玉器、金银器、瓷器和成匹的丝绸织物。

最初的兴奋很快被随之而来的棘手问题冲淡。

地宫内积存了数百年的惰性气体与外部空气接触后，环境发生了剧变。

最令人痛心的一幕发生在处理皇帝棺内的随葬品时。

万历皇帝身上覆盖的刺绣精美的龙袍，在接触到空气后的短短几分钟内。

其鲜艳夺目的色彩便开始迅速黯淡，发黑，原本柔软坚韧的丝绸材质也随之变得酥脆，轻轻一碰就碎裂开来。

同样遭遇的还有大量其他丝织品，如袍服，锦绣等，它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发生了不可逆的损毁。

这是因为这些有机质文物在恒温，恒湿，缺氧的地下环境中保存了数百年。

已经形成了极其脆弱的平衡，外界环境因素的突然改变，瞬间就摧毁了它们。

文物的厄运并未止步于发掘现场。

由于当时全国都没有具备恒温恒湿条件的现代化文物库房，这批出土的珍贵文物，包括那些侥幸未在开棺瞬间毁掉的，被临时安置在普通平房内。

这些房屋夏天潮湿闷热，冬天寒冷干燥，保存环境非常恶劣，导致许多文物在出土后继续发生霉变，开裂等二次损坏。

更令人唏嘘的是，万历皇帝和皇后所用的棺木是由极其名贵的金丝楠木制成。

但在当时的认知和处理条件下，这些巨大的棺椁未被视为重要文物，在清理地宫后被随意遗弃。

最终不知所踪，很可能被当地百姓挪作他用甚至拆毁。

而万历皇帝及其皇后的遗骸，在几年后到来的特殊社会动荡时期，更是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

这彻底断绝了后世通过现代科技手段研究明代皇室生理特征，健康状况乃至死因的可能性。

定陵发掘也并非一无所获。

它出土了超过三千件文物，其中如万历皇帝的金丝翼善冠，皇后的九龙九凤冠等，工艺精湛，举世罕见，成为了解明代皇家工艺水平的宝贵实物。

大量有机质文物的永久性丢失，帝后遗骸及原始棺椁的毁灭，构成了中国考古史上一次深刻的伤痛。

亲自目睹了这一切的郑振铎，夏鼐等先生，怀着沉痛的心情，再次向上级部门提交报告，详陈主动发掘帝王陵墓的巨大风险。

定陵的教训引起了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

据《新中国考古五十年》等文献记载，此次发掘后，国务院明确指示，今后必须严格控制对帝王陵墓的发掘。

周恩来总理曾针对后续有关发掘唐乾陵的动议，作出了“十年之内不开帝王陵”的明确指示。

这条原则在实践中被长期恪守并不断强化，最终形成了中国考古工作的一条基本国策——“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坚决不主动发掘帝王陵墓。

这一政策转变，是基于对历史文化遗产高度负责的态度，承认了当时技术条件的局限性，并将保护置于单纯的考古发现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