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某一天，蒋介石接到一封十万火急的电报，电报里表示，中国大陆的翻译员周鸿庆在访问日本期间，突然逃到苏联驻日本大使馆。感觉不对的蒋介石立刻策划了一系列行动！
 
1963年10月8日，台北总统府收到驻日使馆加急电报，称大陆油压机械代表团翻译周鸿庆在日本出逃，误入苏联驻日使馆后被扣留。蒋介石立刻意识到，这不是一起简单的人员事件，而是可能撬动日本外交格局的机会。
 
彼时中日民间贸易正在升温，池田勇人内阁推行“政经分离”，1962年《中日长期贸易综合协定》签署后，两岸在日本的争夺日益激烈，周鸿庆的突然出逃，正好撞上了这个敏感节点。
 
周鸿庆随大陆油压机械代表团于1963年9月访日，先后考察东京、大阪、名古屋等6大城市，原定10月7日回国。这个代表团属于中日“半官半民”交流的重要部分，既为引进工业技术，也为推动经贸合作。
 
10月6日晚，日方举行送别酒会，周鸿庆酒后流露出对日本物质生活的羡慕，回到酒店后被同屋团员严肃批评，并被告知回国后会如实反映情况。在当时的纪律环境下，这句话让周鸿庆彻底慌了神。
 
10月7日清晨，周鸿庆悄悄离开巴莱斯酒店，准备前往台湾驻日使馆，却因使馆搬迁被出租车送到旧址。慌乱中，周鸿庆看见对面是苏联驻日使馆，便翻墙闯入，随即被警卫控制，而这一幕被日本警员看见。
 
苏联当时与中国关系恶化，对中方人员格外敏感，起初拒绝交人，直到东京警视厅介入并引发舆论压力，才于10月8日凌晨把周鸿庆移交日本警方。
 
事件曝光后，各方迅速行动。中方遵循“以民促官”思路，通过日中友好协会、日中贸易促进会等渠道发声，争取周鸿庆平安归国。台湾方面则把这件事视为扭转外交被动的机会，蒋介石下令驻日使馆不惜代价策反。
 
10月16日，吴玉良带着律师会见周鸿庆，一面描绘赴台后的优渥生活，一面渲染回国后的严重后果，周鸿庆一度动摇，口头答应前往台湾。
 
关键时刻，中方没有强硬施压，而是用亲情和承诺稳住周鸿庆。周鸿庆的妻子写来亲笔信，诉说自己和孩子的思念；中方同时明确承诺，回国不处分，保留原职原薪，不牵连家人，可以自由通信，即便暂时不愿回国，也宁可留日，绝不劝其赴台。
 
这份态度让周鸿庆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了多方博弈的棋子，真正该选择的不是被裹挟，而是回到祖国和家人身边。
 
日本政府夹在中方、台湾和美国之间，一度左右为难。日本民间舆论却逐渐站到周鸿庆归国一边，日共、社会党、日中友协等32个政党及团体组成对策委员会，持续声援周鸿庆。
 
周鸿庆本人也以绝食表达回国意愿，民间压力与个人决心叠加，日本政府终于在10月26日下达遣返令，明确将中国大陆列为遣返目的地。
 
蒋介石对此强烈不满，指示驻日使馆抗议，并试图借贸易筹码施压。美国出面调停后，周鸿庆又被迫滞留日本近3个月，但中方始终没有放弃斡旋。1964年1月1日，周鸿庆终于踏上归国轮船，1月12日平安抵达辽宁大连。
 
原单位履行承诺，恢复周鸿庆工作和待遇。这场风波也推动中日加快建立常驻联络机制，1964年廖承志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挂牌，为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埋下伏笔。
 
周鸿庆事件看似由一时慌乱引发，背后却折射出冷战格局下东亚外交的复杂角力，也说明在大国博弈中，个人命运常常被推到时代风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