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位。临行前，向华国锋辞别，忍不住感叹：除了毛主席，还有谁会把农民作为国家的主人，捧到那样高的地位？

主要信源：（凤凰卫视——陈永贵告别政治舞台 临终长叹我错了）

1980年秋天，陈永贵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

这位头上总是包着白毛巾的农民副总理，离开中南海前，去和老朋友道别。

谈起过往，他眼眶发红，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大意是，像毛主席那样能把一个普通农民捧到如此高位的领袖，以后恐怕不会再有了。

这句话里，有感激，有感慨，也有一丝时代变迁的苍凉。

从一个逃荒要饭的苦孩子，到成为中国农民的标志性人物，再到国家领导人，陈永贵的一生，紧密地缠绕着一段特殊的历史。

陈永贵是山西昔阳大寨人，他5岁跟着父亲逃荒到大寨，从小给地主家当长工，父亲被生活压垮，选择了上吊，旧社会的苦，他吃透了。

是共产党来了，打了土豪分了田地，他才真正活得像个人。

所以他对毛主席，对党的感情非常深，觉得是毛主席给了他和千万农民新生。

这个人虽然没读过什么书，但脑子活络，肯干，也有组织能力，在大寨人眼里很有威信。

新中国成立后，他当上了大寨村的党支部书记，领着大家搞农业合作社。

大寨那地方是山区，石头多，土地贫瘠，但他不信邪，带着社员们起早贪黑。

在太行山的坡上修梯田，硬是把一片片乱石坡改造成了能长庄稼的田地，日子慢慢有了起色。

1963年，大寨遭了百年不遇的大洪灾，洪水把好不容易修好的梯田、新建的窑洞冲得一塌糊涂。

就在大家觉得十年辛苦全完了，哭天抢地的时候。

陈永贵站了出来，他给社员们鼓劲，说“地垮了可以重修，房倒了可以再盖，只要人还在，就不怕”。

最让人想不到的是，他们拒绝了国家拨下来的救济款和救济粮，全靠自己一双手。

白天治坡，晚上修房，不仅当年没要国家一分钱，还给国家上交了二十多万斤公粮。

这件事传出去，成了全国学习的榜样。

后来，陈永贵被请到北京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他没念稿子，就用农民的大白话，把大寨怎么干活、怎么管理的经验讲得生动透彻。

一下子出了名，连毛主席都知道了他的名字。

毛主席当时正在思考农村和干部队伍的问题，对一些干部脱离劳动、脱离群众的现象很不满意。

陈永贵这个始终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不搞特殊的支部书记，让他看到了理想中的农民干部形象。

1964年底毛主席生日，他特意让周总理把陈永贵请来吃饭，就坐在自己身边，亲切地问他话。

这对陈永贵来说，是天大的荣耀和鼓励。

此后，他的政治道路走得很快，从省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到党的中央委员，最后在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分管全国农业。

一个泥腿子，走进了国家最高领导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当上副总理，陈永贵住进了中南海的钓鱼台。

可他觉得浑身不自在，吃饭有人做，出门有车坐，每天就是开会看文件，这和他半辈子在田里、在群众里的生活完全不一样。

他给毛主席写报告，提出想用三分之一时间回大寨，三分之一时间到全国跑跑看看，剩下时间在北京工作，他还想搬出钓鱼台。

毛主席看了，批了九个字：“同意，钓鱼台无鱼可钓。”

这句话很风趣，也说明毛主席赞成他保持本色。

陈永贵很高兴，很快搬到了普通的公寓楼，他还坚持不拿副总理的高工资，只拿大寨的工分补贴，平时还是戴着白毛巾，穿着对襟褂，一副农民打扮。

位置高了，挑战也大了，陈永贵读书少，看复杂的文件很吃力，经常需要秘书念给他听。

在国家副总理这个位子上，需要懂的东西很多，要看大局，要讲科学，这和他过去带领一个村子搞生产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

他熟悉的，是带着大寨乡亲们实干苦干。

当全国都学大寨的时候，有些地方不看本地条件，硬是照搬大寨修梯田、种玉米的法子，也出过一些问题。

他自己有时也会用老经验想新事情，比如曾对需要每年换种的杂交高粱技术表示过不理解。

时代在变，国家要搞经济建设了，需要更有文化、更懂专业的干部。

1980年，国家改革开放，领导班子也在调整。

那年2月，有4位领导人辞去了职务。

陈永贵和其中几位关系不错，他们的离开，让他觉得有些孤单，也促使他开始想自己的去留。

他对儿子说，人家都下去了，自己也别等着被免，想自己写个辞职申请。

儿子开始还劝他，但他决心已定，说自己身体不太好，文化低，工作也适应不了，不如回家劳动踏实。

于是，他口述，让儿子代笔，写了一份很简单的辞职信。

1980年8月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召开，会议同意了陈永贵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辞职后，组织上安排他做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让他回到熟悉的农业领域做些事情。

1986年春天，陈永贵在北京病逝。

临走前，他对家里人说，我这个人，一辈子没给毛主席丢脸。

一个农民，能走到这一步，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