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邓颖超提出自己病重时实行安乐死，江主席批示：可敬可佩。1992年7月11日清晨6点55分，一位90岁的老人在北京安静地闭上了眼睛。她叫邓颖超，她走的时候没有抢救，没有挣扎，身上没有插满管子。一切都如她所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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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7月11日清晨，北京医院的一间病房格外安静。早上6点55分，一位老人停止了呼吸。没有抢救的喧闹，没有机器的警报，也没有医生护士紧急冲进来的脚步声。病房里只有几个人静静站着，确认了一下情况。她走得很安静。这位老人，就是邓颖超。很多人后来才知道，这样的离开，并不是偶然，而是她自己提前二十多年就安排好的。

更令人震撼的是，她曾经说过一句话：“一个共产党员，在死的时候，还能再革命一次。”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句话时，都没明白她说的“再革命一次”是什么意思。直到后来，人们才逐渐理解。她说的，是死亡。准确地说，是怎样面对死亡。

事情要从一封信说起。1989年，85岁的邓颖超写了一封信。信很短，却非常沉重。她请求中央批准一件事：如果自己病重，希望不要再进行无意义的抢救，不要浪费药物和医疗资源，让生命顺其自然结束。这封信很快被转呈到中央领导那里。

当时的总书记江泽民看完后，在文件上写下八个字：“这种彻底的唯物主义精神，可敬可佩。”这八个字后来被很多人提起。因为在当时，中国社会几乎没有人公开讨论过“安乐死”这种话题。可邓颖超却早已经思考了很多年。她甚至愿意自己做第一个实践者。但很少有人知道，她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想法。

答案，其实藏在北京医院另一段更早的记忆里。那是1970年代。北京医院的一间病房里，躺着一个人。周恩来。1972年，他被确诊膀胱癌。从那天起，医院的走廊里常常能看到一个身影。邓颖超。她几乎每天都坐在病房旁边。

四年时间里，周恩来接受了十多次手术。手术灯一次次亮起。各种管子、仪器、药物不断增加。医生们竭尽全力，希望延长他的生命。而邓颖超却亲眼看见另一件事。她看见一个人的身体，如何被病痛慢慢消耗。周恩来仍然保持着惊人的意志。

即使在病房里，他依旧处理文件、批示工作。但邓颖超知道，那些痛苦外人无法体会。她只能坐在旁边。默默地看着。那几年，她的话越来越少。因为她明白了一件事。有些痛苦，是无法替别人承受的。

多年以后，她对身边的人说过一句话：“如果生命只剩痛苦，那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这句话，在她心里埋了很久。直到1988年的一天，这个想法突然被唤醒。那天，她在家听广播。节目里，一位医生介绍国外医学界的一种做法：安乐死。意思很简单。当医学已经无法挽救生命时，让病人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离开。邓颖超听得非常认真。广播结束后，她立刻给电台写了一封信。

信里只有一个态度：支持。她甚至表示，如果将来自己生命走到尽头，希望也能这样离开。这封信后来引起了不小的讨论。因为很多人没想到，一个80多岁的革命老人，会如此坦然地谈论死亡。

但邓颖超自己却很平静。有人问她为什么这样想。她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这一辈子什么都见过了。”其实，那时她的身体已经很不好。退休以后，她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心脏病、肺部疾病、胆结石、关节炎……她自己常常开玩笑说：“我是医院的全科病人。”最让医护人员心疼的是她吃饭。因为下颌骨问题，她咀嚼十分困难。一顿饭往往要吃一两个小时。护士们看着她艰难吞咽，经常忍不住掉眼泪。可邓颖超却依然乐观。有人问她身体怎么样。她总是笑着说一句老话：“活到老，革命到老。”但她始终没有忘记那件事。她要为自己的生命做一个选择。

1991年，她曾经昏迷整整十二天。所有人都非常担心。可当她醒来后，第一句话却不是问自己身体怎么样。她问工作人员：“我的意见，中央知道了吗？”这里的“意见”，就是那封关于不抢救的请求。有人劝她不要再想这些。她却说了一句很坚定的话：“这是原则问题。”在她看来，生命应该顺其自然。如果医学已经无能为力，再继续延长，只会增加痛苦。1992年夏天，她的病情突然恶化。7月9日，她短暂清醒了一次。她看着身边的工作人员，语气很平静地说了一句话：“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两天后，病情急剧加重。但医护人员没有进行大规模抢救。因为大家都知道，这是她自己的选择。

7月11日清晨6点55分。邓颖超在睡梦中离开人世。没有痛苦，没有挣扎。就像她自己提前安排好的那样。而她留下的遗嘱，同样简单。不要遗体告别。不要追悼会。不要纪念馆。不给亲属任何特殊待遇。她甚至希望骨灰撒入大海。

后来，人们按照她的遗愿，把她的骨灰与花瓣一起撒入天津海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