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为毛主席理发十七载，周福民在中南海工作多年，一生心怀感恩，深深怀念毛主席
1959年6月的西子湖畔刚过芒种，清晨水汽还未散尽，一辆挂着北京牌照的黑色吉普停在涌金门外。车里下来两位穿中山装的工作人员，四下张望后钻进一家并不起眼的理发馆，店主姓周，年方二十四，来自扬州。谁能想到，这次寻人，改变了他之后整整十七年的轨迹。
周福民出身贫寒，父亲是码头脚夫，母亲洗衣为生。为了让家里多一份收入，他十一岁就拜师学剃头。扬州“三把刀”中，理发刀最讲究，刀口宽窄、锋利程度乃至手柄弧度，都要因人而异。师傅常说：“刀是人手的影子，不服管，就别碰它。”小周把这句话牢牢记在心里。到1950年代中期，他已在杭州落脚，凭一手干净利落的“推剪三合一”站稳了脚跟。
那天上午还没顾客，周福民正在磨刀。陌生人递来一张写有“西湖国宾馆”字样的纸条，只说：“今天可能要劳烦你。”临走又补一句，“务必守口如瓶。”他点头应下，心里却七上八下。驱车进入警卫森严的宾馆后，他才得知，自己要为毛泽东主席修面理发。

屋内光线柔和，毛主席身着灰色布衣，戴着老花镜正翻资料。见周福民进门，领袖放下文件，笑着问：“小周，刀子快不快？”短短一句，把紧张的气氛化开。周福民先敷热毛巾，再推剪、梳理、修鬓，一套流程行云流水，连刮胡子时都没让对方皱眉。四十分钟后毛主席摸摸侧鬓，“挺舒服，不错！”第一次相遇就这样结束，可周福民不知道，自己已被记住。
半个月后，同一辆吉普出现在理发馆门口。工作人员说，主席想请他去北京。周福民愣住，心里先想到的是家——妻子身体不好，孩子还小。他把顾虑如实相告。几天后再见毛主席，对方拍拍桌子：“你得先和家里商量，不能搞大男子主义。”语气平和，却透着原则，这让周福民下定决心北上。

进中南海后，他被安排在丰泽园附近的平房，每周两次为主席理发，间或根据工作需要加班。主席的头发发质硬、立，普通手法难以贴服。周福民想出“蒸软再剪”的办法：先用热毛巾覆盖三分钟，再换上细牙剪，这一招被主席称赞“巧”。更特别的是，理完发不准用吹风机，主席嫌噪声大，周福民就改用棉巾轻拍，让自然风慢慢带走水汽。
有意思的是，主席不仅关心理发效果，也关心理发师本人。夜里批文件到两三点，见小周值班，常顺口问一句“书读得怎样了？”原来主席鼓励他抽空自学管理知识，还让警卫班排出轮值表，特意把他编进去。一个理发师进入安全中枢，这在当时相当罕见。

1971年冬天，周福民的长子被诊断为急性白血病。北京儿童医院告诉他，化疗开支至少五百元起步，而他的月工资才六十元。得知此事，主席从抽屉取出一叠钱递过来，只说：“先救孩子，别耽误。”那一年，城市普通工人攒半年也未必能拿到这笔数目。周福民后来回忆，“那不是钱，是命”。
毛主席的生活极简，房间里除了一张木床、一盏台灯和堆成小山的书报，没有多余摆设。棉袍腋下打着补丁，冬天夜里批示文件时，手边只是一壶开水加几片茶叶。身边工作人员想给他换新的，他总摆手：“还能穿。”在这种氛围里，周福民对“节俭”二字有了更直接的体悟，这种体悟，比任何口号都刻骨。
1976年7月28日唐山地震，夜半巨震摇晃紫禁城，主席拄着手杖踱到窗前，沉默良久，眼眶发红。那之后，他的身体每况愈下，白内障让视线变得模糊，讲话更依赖手势。9月8日晚十点多，中央通知请周福民到医院。主席已经无法言语，只用目光示意要理发。理完，他轻轻点头，算是道别。短短几个小时后，噩耗传来。

9月9日凌晨，中南海守夜灯火通明。周福民再次握起那把用旧的“御赐刀”，为主席整理遗容。按照惯例需敷一次热毛巾，他却迟迟不敢覆盖，怕遮住那张熟悉的面孔。最终还是完成了最后的抹刀，鬓角俐落如昔。走出灵堂时，他把剃刀包进白布，轻声说了句：“跟我回家吧。”
此后多年，这把刀被他锁在抽屉，不示人。人们问起与主席相处的感觉，他总说：“领袖待人像亲戚，我们只是把活儿干好。”简单一句，却道出手艺人与时代的双向成就——技艺推开了一道门，信任让他得以立足，而那份朴素的感恩，始终留在刀锋与指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