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接受手术期间，周总理带病前来看望，毛主席开口要求听一曲《满江红》

1975年3月，北京的夜风仍透着寒意，一盒录有《满江红》的磁带被警卫悄悄放进了中南海泳池旁的小楼。磁带外壳上只有铅笔写的两字——“备用”。没人多问，所有人都知道主人迟早会要它。
林彪事件过去不过四年，政务压力与连夜批阅文件让毛主席的体力迅速下滑。原本可以伏案通宵的眼睛，越来越像蒙着白纱；字迹再大，他也得把文件凑到鼻尖，最后干脆用放大镜挨行辨认。
医护人员发现右眼晶状体混浊已遮蔽瞳孔，典型的成熟期白内障。当时国内药物治疗效果有限，早期还能靠缩瞳剂勉强支撑，到了这一步，只剩手术一条路。毛主席却摆手：“等忙完再说。”

中办很快召集五人眼科联合小组，请唐由之挂帅。唐是中西医结合专家，他的诊断报告只有一句话——“不手术，半年内将丧失阅读能力”。这种措辞极少见，意在逼迫决策，但风险同样摆在面前：高龄、剧咳、心肺储备不足，任何闪失都可能成为全国性事件。
医疗组连续三晚往返长寿路孔医师宿舍与中南海，一遍遍推敲操作细节。唐由之坚持用进口显微手术刀，毛主席却直接点名：“我要用北京眼科厂的。”此时“自力更生”不只是口号，是他的政治信条。唐想反驳，终究咽了回去——技术可以调整，可领袖意志不容忽视。
4月29日上午十点，书房里临时改成无菌手术间，墙上《关山月》字幅被小心裱起，怕散落灰尘。消毒灯刚亮，毛主席突然说：“把磁带放上，我要听《满江红》。”磁针响起，鼓板铿锵，他微闭双眼，口中低声吟诵“怒发冲冠”。

手术台不高，唐由之需要弓腰稳住双手。为避免全麻，他们采用表麻加“针拨术”结合囊内摘除——用弧形针挑破前囊，再以拔针将混浊晶状体完整拖出，操作窗口不过二毫米。助手悄声提醒：“心率七十，血压平稳。”毛主席始终未发一声，惟耳边唱词愈发昂烈。
十一分钟后，最后一缕混浊物被放入托盘，唐松了口气。纱布覆上右眼，灯光熄灭，磁带刚好走完。毛主席说：“周总理来了么？”话音未落，扶着门框的周恩来已进室，因膀胱癌化疗，他比半年前更清瘦。二人手握片刻，周轻声道：“手稳得很。”
傍晚换班时，护士发现手术记录被毛主席批注了两行字：“药石有情，医者仁心。”他用左手写的，字迹颤却有力。随后交代秘书：“明年，再做左眼。”

五月中，拆纱布日，小楼窗帘被拉到最大。阳光透入，毛主席循声望向窗外树影，喃喃一句：“久违的颜色。”唐由之解释术后需防尘，偏偏第二天一阵沙尘吹进书房，几粒细尘落入创口，引起轻度炎症。所幸处理及时，仅一周便平复。
医学记录显示，手术让他的视力从仅勉强辨光提升到0.4，足够重新阅读电报。工作人员曾笑称，这位老人又回到“夜猫子”状态。值得一提的是，那段时间他让人频频播放京剧《智取威虎山》，说是要听听“打得好”几个锣点，提神。音乐在紧张政务里成了止痛剂，也让医护团队意外发现，熟悉旋律的确能让血压维持在较平稳区间。
对于周恩来说，探望不过十分钟，却耗去他整整一天体力。护卫记得，总理上车时靠在座椅闭目良久才被搀进医院。两位老人在同一张时间轴上相互支撑，甚至连身体的衰败都像在竞赛。医学记录和政治备忘交织着，显示出一种残酷的并行：个体之躯与国家事务常常无法分离。

次年夏初，唐由之再度被召入中南海，却没能等到那场约定的左眼手术。9月9日凌晨，长安街上警车呼啸，天安门低半旗，京城万钟齐鸣。唐坐在值班室，攥着右眼术后的病程小卡，愣到天亮。
毛主席的白内障手术被写进医疗档案，也留在医护心里。那盒《满江红》最终移交中央档案馆，标签依旧只有“备用”二字。它和那张未履行的手术申请表一起，静静说明了一件事：再缜密的计划，也抵不过历史的骤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