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最后一天,东京日比谷公园。上午十点,公园霞门边上开起了一个特别的“村子”。帐篷搭起来,大锅支起来,来登记的人一个个缩着脖子,很多人刚被工厂解约,连宿舍也一起丢了。
马路对面就是日本厚生劳动省,管就业和劳动的部门。这个营地叫“年越派遣村”,直译就是“派遣工过年村”。从2008年12月31日到2009年1月5日,志愿者靠无偿劳动和捐款,给失业又失去住处的派遣工免费提供吃住。
“村长”叫汤浅诚,那年39岁,是一家帮扶穷人的NPO的负责人。元旦那天,有个男人刚走到村口就脸色煞白倒在地上,前后三个人被救护车拉走。到收摊时,一共来了约500名失业者,1680名志愿者,收到捐款2315万日元。
8个月后,另一个人坐进了人才派遣巨头帕索纳集团的会长办公室。他叫竹中平藏,1951年生,几年前还是内阁里主管经济财政的大臣。一个在帐篷边熬粥,一个在会议室里签字。
这两个人怎么就站到了同一张照片的两头?得把日本的派遣史从头翻一遍。先替派遣制度说句公道话:它刚出生的时候不是坏东西。
在这之前,日本的职业安定法把派遣当成“劳动者供给”一律禁止。1985年《劳动者派遣法》出台,第二年开始施行,只放开了13类需要专业知识的岗位,同年扩到16类。立法的前提写得很清楚,要以保护直接雇用为前提。
那时日本大企业讲终身雇佣,像一件量身定做的西装,体面结实,就是不能随便改尺寸。派遣是缝在袖口的补丁,只用在翻译、软件、秘书这类专业活上。在我看来,这个设计当时其实挺清醒:衣服的主体是正式雇佣,补丁只管边角。
后来出问题,不怪补丁本身,怪的是有人发现补丁比布料便宜。90年代初泡沫破裂,日本进入低增长期,企业开始用非正式员工和派遣这类外部人手,替换成本固定的正式工。
政策也跟着松了:1996年放到26类岗位,1999年改为只列禁止项、其余原则上都放开,2004年连制造业也能用派遣了。
竹中平藏就是那几年“结构改革”的主要推手,他的主张是给雇佣松绑,让劳动力流动起来。2006年他辞去议员回到大学,2009年8月起任帕索纳集团董事会长。把一个国家的停滞算到一个人头上,不公平,也不符合事实。
“雇佣太僵要松绑”这个主张单独拿出来,也算不上荒唐。真正让人心里别扭的是这个画面:推动松绑的人,转身当上了松绑后受益行业的掌门人。程序上也许挑不出毛病,可公众的信任恰恰不是靠程序撑着的。
竹中本人一直不认这笔账,2022年卸任前,他还在自己的视频频道里说,外界讲他从修法中得了好处是“谎言”。雷曼兄弟一倒,最先被退回去的就是派遣工。
很多人住在工厂宿舍,合同一断,床也没了。汤浅诚当时点破了一个很扎心的漏洞:就算交了失业保险,被赶出宿舍、没了住址,照样领不到失业金。我认为派遣最狠的地方就在这里。
它不光让人收入少,还让人“悬空”。正式工被裁,好歹还有赔偿和缓冲;派遣工被退回去,工作、住处、社保登记一下子全没了,就像走钢丝的人脚下连张网都没有。
年轻人把这些看在眼里,谁还敢结婚、生孩子、背房贷?数字很冷。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2025年总和生育率是1.14,比上一年的1.15又低了0.01,刷新历史最低,已经连降10年。
全年出生人口只有67万1236人。当然,生育率低的原因很多,房价、教育、观念都有份,全推给派遣制度就不讲道理了。可“明天还有没有饭碗”这种不确定,是压在所有人生选择上的那块石头。企业那边也一样:人随时会走,谁还肯花十年带徒弟?老师傅退休了,手艺断了档。
企业省下的那点工资差,迟早要从别处还回去。这段历史里有个常被忽略的细节:日本自己早就在纠错了。2012年修法收紧,原则上禁止日结派遣;2015年推出“3年规则”;2020年开始要求同工同酬。
连法律的名字也改了,明明白白写上了“保护派遣劳动者”。还有一个反差。网上常说“日本四成上班族是派遣工”,这个说法不准确。2025年日本非正式员工2128万人,占雇员的36.5%,可其中派遣工只有156万人,大头其实是兼职和小时工。
这个数字反倒更值得琢磨。派遣工人数不算多,伤害却最深,因为它在制度上开了个口子:人可以像货一样被“退回去”。这个口子一开,整个劳动市场的预期就变了,兼职、合同工的待遇也跟着往下压。
日本松绑用了将近二十年,往回收又用了十几年。补丁撕起来容易,破洞补起来难。劳务派遣是上世纪90年代跟着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的,起初规模不大。2008年《劳动合同法》施行后,它突然膨胀起来。
法律规定连续签两次固定期限合同后,就要签无固定期限合同,有些企业就干脆让员工跟派遣公司签,正好绕开这一条。后来的规定划了红线:派遣只能用在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临时性岗位存续不能超过6个月。红线画在纸上,现实里却到处是“假外包、真派遣”。
日本当年好歹有终身雇佣打底,派遣只是补充。我们的劳动力市场本来就流动性很高,派遣一旦被滥用,就连补充都算不上了,成了一条专门用来绕开法律责任的路。所以这堂课,我们付的学费只会比日本更贵。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建议废止劳务派遣制度,理由是它已偏离“三性”初衷,从补充用工变成了部分企业的常态手段。截至2026年10月,制度还没有废除,但管得越来越严了。
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部署了4月到7月的全国专项行动,重点查处无证经营劳务派遣和“假外包、真派遣”。北京收尾时,共检查1785户,查处违法案件756件。
到了10月,各地还在抽查,福州鼓楼区从148家持证派遣单位里随机抽了30家,重点看是否超出“三性”岗位、是否依法缴社保、是否同工同酬。废除这个方向我是赞成的,但前提是拆旧房之前先把新房盖好。几千万人的饭碗,不可能一夜之间清零。
可原则不能含糊:谁用人,谁担责,谁发工资。再回头看那几个人。2022年7月,帕索纳宣布竹中平藏卸任会长,8月股东大会后正式离开,到今天他在日本仍然是争议最大的经济学家之一。
汤浅诚后来当过内阁府参与、法政大学教授,再后来转去推动儿童食堂,一直在给穷人找饭吃。那500个在公园里过年的人,没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历史有时候很吊诡。
一项制度变坏,往往不是因为一开始就居心不良,而是每一步都“情有可原”:泡沫破了要自救,经济不好要松绑,企业难做要降本。
每一步都说得过去,加在一起,却把人推进了帐篷。日本这面镜子最值钱的地方,是它把这条路的终点提前演给我们看了。
企业省下的,只是正式工和派遣工之间那点工资差;社会赔进去的,是年轻人的安全感、手艺的传承,还有一个国家对明天的底气。
衣服可以打补丁,但不能拿补丁当衣服穿。
一个社会真正的家底,是千千万万知道明天还有饭碗、敢为将来做打算的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