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戴笠最得意的女学生向影心，正与日本海军武官贴身跳舞，日本人的手很自然滑向她旗袍开衩处。

向影心脸上挂着甜笑，心里却像吞了只活苍蝇。那只手顺着绸缎往上蹭，她没躲，反倒把身子又贴紧了些。舞池边上的留声机正放着软绵绵的爵士乐，灯影晃得人眼花。谁也不知道，这位舞姿妖娆的女人刚从军统特训班结业不到半年，戴笠亲手教过她怎么在男人眼皮底下藏刀片、往酒里下药，还有怎么笑着让一只咸猪手摸不出她腰间别着的微型相机。

那只日本手摸到了开衩顶端，指头触到了薄薄一层丝袜。向影心轻轻一个旋转，高跟鞋精准踩在对方皮鞋尖上。“哎呀，真对不起。”她操着流利日语道歉，眼神却往舞池角落扫了一眼，那儿站着个穿西装的中国男人，正假装看报纸。那是她的联络员。日本武官被踩得呲牙咧嘴，反倒来了兴致，搂着她的腰往怀里带：“向小姐跳舞像条蛇，缠人。”向影心咯咯笑起来，手搭上他肩膀，指甲里藏着的小剂量迷药已经抹上了他后颈。这药发作慢，得等舞会散场后才起效，到时候他只会以为自己喝多了。

说白了，向影心就是戴笠手里一张活色生香的牌。军统内部管她叫“裙带花”，意思是她走到哪儿，哪儿的男人就得栽。可谁问过她愿不愿意？她十七岁被戴笠从汉口一个舞厅挑走，说是“为国效力”，其实就是拿身体当武器。戴笠当面夸她“天生就是干这行的料”，背后跟手下说“女人嘛，用完了换个新的”。这话后来传到向影心耳朵里，她愣是一滴泪没掉，反倒把每一次任务都完成得更漂亮。为什么？不是贱，是狠。她心里清楚，只有让自己变得谁也替代不了，才不会被像块破抹布一样扔掉。

日本武官开始犯困了，眼皮往下坠。向影心趁机把手伸进他西装内袋，抽出一个小本子，海军码头的通行记录。她手指翻得飞快，记下几个关键数字和签字人的名字，又原样塞回去。整个过程不到十秒，舞池里的灯恰好暗了一下。她把头靠在他胸口，听着心跳越来越慢，知道药效上来了。旁边一对跳舞的日本太太还冲她微笑，以为这是对热恋中的情侣。

舞会结束前十分钟，向影心把半梦半醒的武官扶到休息室，给他灌了杯浓茶解药。等他稍微清醒，她已经补好口红，挽着他胳膊走出舞厅，巧笑嫣然地说：“今晚真开心，下回再跳。”武官摸着后脑勺，只觉得一阵阵发晕，还以为自己喝高了。

三天后，这份情报出现在戴笠的办公桌上。码头增派了三个中队的兵力，还有两艘运输舰的调动时间，全被向影心用舞步换来了。戴笠看完点点头，批了句“甚好”，转头就安排她下一场“舞会”。对象换成了汪伪政权的一个副厅长，地点改到南京，旗袍换了一件更艳的。

向影心对着镜子化妆的时候，联络员递来新任务，顺便问了一句：“向小姐，您不累吗？”她描眉的手顿了顿，镜子里的女人眼神冷得像冬天的河。“累。”她说，“可累死了，谁给我立碑？”这话说得狠，也说得真。那个年代，多少像她这样的女特工，完成任务后被组织遗忘，甚至因为“知道太多”被秘密处理。戴笠手下光是有名有姓的女间谍就不下三十个，活到抗战胜利的不到一半。活下来的，要么隐姓埋名嫁了人，要么疯了。

向影心后来怎么样了？她活到了1946年戴笠飞机失事。有人说是她下的手，也有人说是巧合。反正戴笠一死，军统大换血，向影心这个名字就从档案里消失了。有人说她去了香港，开了家小饭馆，从不跟人提起过去。偶尔有大陆来的客人点一首老上海的舞曲，她会盯着留声机发一会儿呆，然后笑着继续端盘子。

我写这些的时候一直在想：我们今天坐在空调房里，敲着键盘评判向影心是“英雄”还是“工具”，是不是太轻松了？她走的那条路，每一步都踩在刀尖上。那个日本武官的手滑向旗袍开衩处的时候，她不是不恶心，是根本没资格恶心。戴笠把她训练成了完美的猎物，可猎物咬死猎人的那一刻，身上早就伤痕累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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