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国家以2400元的价格收购一名大三学生的画作。没曾想，不久之后，这幅画竟然成了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1980年，中国美术馆做了一笔特别的买卖，他们花了两千四百块钱，买下了一幅画，这笔钱在当时不是小数目，差不多是一个普通工人大半年的工资。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这幅画的作者罗中立，当时还只是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的一名大三学生，那年他已经三十三岁了。
 
谁也没料到，这幅名为《父亲》的油画，不久后就成了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事情要从那个特殊的年代说起，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刚刚起步，文艺界开始出现反思的声音。“伤痕文学”正在流行，美术界也在寻找新的表达方式。
 
罗中立比同班同学大不少，是因为他有过整整十年的知青经历，他在四川大巴山区的农村生活劳动了十年，挑过粪，种过地，睡过老乡的土炕。
 
真正点燃创作火花的，是1975年除夕夜的一次相遇，那天晚上，罗中立在重庆沙坪坝街头，看到一个守着公共粪池的老人。
 
老人蜷缩在寒风中，眼神里有一种说不出的东西。这个画面深深印在了罗中立脑海里。
 
1980年全国第二届青年美展临近，罗中立决定画一幅关于农民的作品，他产生了一个大胆念头：要像绘制领袖肖像那样，创作一幅巨幅的普通农民肖像。
 
画布尺寸达到两米一六高，一米五二宽，这种尺寸在过去只能用来表现伟人。
 
罗中立全心投入创作，反复修改。为了表现农民皮肤的粗糙质感，他甚至在油画颜料里加了馒头渣。
 
他倾注了全部情感，细致描绘老人脸上如土地般的皱纹、干裂的嘴唇、满是老茧的手。
 
作品最初命名为《我的父亲》，送到四川省美协审查时，引发了不小争议。
 
有专家认为，在新中国，农民应该是昂扬向上的形象，而这幅画把农民画得太苦太老了。
 
一位宣传干部提出修改意见，要求把农民耳朵上夹着的烟卷改成圆珠笔，这样能体现“新时代有文化的农民”。
 
罗中立犹豫再三，最终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后来坦言，这个改动是那个时代抹不去的印记，也让画作更贴合当时的社会现实。
 
著名画家吴冠中看到这幅画后，建议去掉“我的”二字，直呼《父亲》，使其意义超越个人，升华为一个民族的共同象征。
 
1980年12月，《父亲》在中国美术馆展出，立即引起轰动，展览现场排起了长队，许多人站在这幅比真人还大的肖像前，久久挪不动步子。
 
有人看着看着就哭了，他们说，这就是我的父亲，这就是我的爷爷。
 
吴冠中站在画前看了很久，只说了一句话：“这才是真正的人民。”
 
最终这幅画以503票赞成、9票反对的压倒性优势，拿下了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
 
1981年4月，中国美术馆正式决定收藏这幅作品，出价2400元，在1980年，全国职工年平均工资仅762元，这笔钱对还是学生的罗中立来说，无疑是一笔巨款。
 
从那以后，《父亲》就成了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之一，几十年过去了，这幅画的价值早已无法用金钱衡量，它到各地巡展时，因为驻足观看的人太多，地毯都被踩坏过。
 
罗中立因为《父亲》一举成名，后来还当了四川美术学院的院长。
 
但无论走到哪里，他最主要的创作主题，始终是乡土，是农民。
 
那幅用领袖像尺寸绘制的普通农民肖像，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转变——从神的时代，回到了人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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