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的一天，18岁的山田喜美子站在53岁的张大千面前，脱下所有衣服，涨红着脸说：“先生，拜托了！”
 
山田喜美子这个人，不是什么富家小姐，就是个在东京上野一家叫“喜屋”的画材店工作的普通姑娘。这家店挺有名，专卖日本画用的高级颜料和纸绢，很多画家都去那儿买东西。
 
张大千那时常往日本跑，一来是买这些咱们中国不太容易找的好材料，二来也是想在日本这个艺术圈子里打开点局面。
 
他成了这家店的大主顾，店老板为了照顾好这位贵客，就派了店里懂中文、人也机灵的山田喜美子专门负责招呼他。所以说，他俩的相识，一开始纯粹是主顾和店员的关系。
 
那问题就来了，一个普通的服务工作，怎么就发展到说出那样的话呢？
 
说起来，那时候张大千孤身一人在海外，虽然名气大，但周围能说上贴心话的人恐怕不多。山田喜美子呢，她来自福冈，家里好像本来就对中国文化感兴趣，她自己中文不错，对书画也不是完全不懂。
 
这一来二去，一个漂泊在外的艺术大师，和一个对中华文化有亲近感的异国年轻女子，除了买卖东西，自然能聊的话就多了起来。
 
张大千后来在信里夸她“生就一副可爱的面孔，风度仪态大方，说话又甜”，还以她为模特画了不少画。而那句“拜托”的话，就是因为有一次的绘画需要才说的。
 
可见，在张大千眼里，她不止是个店员。
 
而对山田来说，眼前这位可不是一般的人，是在报纸、画册上才能见到的大人物，而且这位大人物没架子，愿意跟她聊天，教她东西。这种日常的、长期的、略带一点仰慕的相处，慢慢两人的关系就更近了。
 
要知道，1953年的张大千，正处在一生中最大的一个岔路口上，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人生重启”的阶段。
 
在这之前，他在中国画坛已经是顶尖人物，但1949年之后，他选择了离开，开始了在海外“流浪”般的日子。他辗转多地，最后落脚美国，他像个艺术游侠。
 
去日本，既是为了他画画离不开的那些珍贵材料，也是他拓展国际名声、寻找新市场的重要一站。所以，东京时期对他来说，是个喘息的机会，也是个新的起点。
 
他在这里筹备画展，结交朋友，也在这里遇到了山田喜美子。一个内心世界极其庞大复杂、又身处巨大变动中的艺术家，他的情感需求和生活状态，跟普通人肯定不一样。
 
山田的出现，某种程度上成了他在那个阶段异国生活里的一点稳定剂和温暖源。后来公开的他写给山田的大量信件也证明了这一点，哪怕他后来去了地球另一边的巴西，他们依然保持着长达十多年的通信，聊聊生活，说说见闻。这种跨越半个地球的、持久的牵挂，本身就说明了很多问题。
 
张大千这个人啊，一辈子都活在聚光灯下，也活在争议里。
 
头一件，是他那手“以假乱真”的仿画功夫。他临摹古代名家，尤其是石涛、八大山人的画，能仿到连顶级专家都打眼认不出的地步。
 
他自己后来还挺坦然地承认过。这事儿你怎么看？有人说这是不光彩的造假，也有人觉得，这恰恰说明他对古人笔墨吃得太透了，是一种另类的、登峰造极的“对话”。
 
他自己恐怕也没把这些“仿作”当纯粹的假货去骗钱，更多是那种顶级高手“炫技”和“游戏”的心态。但这顶“造假大师”的帽子，他是戴上了。
 
第二件事，就是敦煌。上世纪40年代，张大千带着人去敦煌莫高窟，一待就是近三年，临摹了无数壁画。争议出在哪儿呢？
 
有人说他为了看底下更早的壁画，把外面一层有些模糊的壁画给剥掉了，这是破坏文物。
 
这事儿当时就闹得很大，还被告上了法庭，虽然后来法院判他无罪，但质疑声从来没停过。
 
支持他的人说，当时外层壁画已经损毁严重，看不清了，揭开来保护更有价值的内层，是不得已而为之，而且他对敦煌艺术的宣传功劳极大。反对的人则认为，无论如何，破坏了就是破坏了。
 
这件事成了艺术史上一桩著名的公案，也让他背上了不小的骂名。
 
那个时候的敦煌，保护条件和研究理念跟今天完全不能比，他对敦煌艺术的痴迷和贡献是实实在在的，但具体到某些做法，恐怕也确实留下了遗憾。这恰恰说明，人是很复杂的，功过常常纠缠在一起，很难用一把简单的尺子去量。
 
后来的一些经历，让他从一个国内的宗师，变成了一个需要在国际舞台上重新打拼的“中国文化使者”。
 
他后来在海外开创的“泼彩”画风，更加泼辣、大胆，融汇了中西，成就了他艺术上的另一个高峰。你说这是幸运还是不幸？很难说清。
 
把这些争议拼在一起，你就能看到一个更立体的张大千，他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完人”或“坏人”，而是一个在波澜壮阔的大时代里，有着惊人才华，也充满人性矛盾和弱点的真实的人。
 
他的人生就像他后期的泼彩画，浓墨重彩，酣畅淋漓，但也有些地方混沌交融，看不清明确的边界。
 
参考资料：
张大千生平.--CC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