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濮阳在进行“三查三整”的新式整军运动中，曾批评叶飞军阀主义。叶飞之所以受这个批评，是因为在一次清点缴获的日军物资时，他直接把一个不守纪律的副旅长王胜给绑了。毛主席这样评价他的这一做法：“纵队编成不久，部队纪律性也不好，游击习气较浓厚。这件事管得对，但方法方式是不妥当的。”
1948年的华东战场，枪声并没有因为胜利在望就变得轻松。部队越打越大，来源越杂，许多干部和战士还是从游击队、地方武装一路滚打出来的，能拼命，也能吃苦，可一旦缴获大批物资，旧习气就容易冒头。
叶飞碰上的，正是这种最棘手的关口。第一纵队刚完成整编，苏中、苏南、浙东三部分人马捏到一处，彼此作风不一，谁都觉得自己打过硬仗、有资格多分一点。

华丰附近那批日军仓库，本该由纵队统一清点、统一分配，可看守仓库的部队离得近，手也就先伸了过去，偷运物资时竟还带着“再不拿就没机会”的侥幸。这件事真正刺痛叶飞的，不只是几车物资被搬走，而是命令在眼前失效。
政治部干部先劝、再拦，都压不住场面，说明问题已经不是个别人贪小便宜，而是有人默认“缴获谁看见谁得”。一支正在由游击兵团向正规野战军转身的队伍，最怕的就是这种心照不宣的松散，它比敌人的火力更伤筋骨。
但毛主席的评价之所以格外耐人寻味，就在于只说“管得对”，又紧跟一句“方法方式是不妥当的”。这不是替违纪者开脱，而是在提醒高级干部：新式整军不是靠吼、靠绑、靠个人威势去压，而是要把纪律变成人人认账的制度。
若只凭主官一怒之下收场，今天能镇住，明天却未必能让人真正服气。从这个角度看，“叶飞绑王胜”并不是一则简单的将帅轶事，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人民军队在胜利前夜的一次深层转变。
过去打游击，很多事靠感情、靠资历、靠临机处置；而走向大兵团作战后，必须改成靠组织、靠程序、靠政治工作去统一意志。能打仗只是起点，能把能打的人管成有纪律的军队，才算真正成熟。
叶飞后来意识到自己做得过火，还向王胜致歉。这一退，并不损他的威信，反而显出一种更高明的领导分寸：纪律不能松，干部也不能一棍子打死。
这件事最值得记住的，既不是“上将绑少将”的戏剧性，也不是谁更委屈，而是那场整军传递出的硬道理：一支军队若只会冲锋，不会约束自己，早晚会被胜利冲昏头脑；而真正强大的队伍，既能在战场上拼刺刀，也能在缴获面前守住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