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6月的一天中午，军统湖北站正在午休。大门没锁，岗哨松懈，谁也没想到会有不速之客。一个穿军装的人黑着脸走进来，径直穿过院子，推开办公室的门。屋里坐着站长朱若愚和几个特务，还有情报处长杨若琛。来人二话不说，掏出手枪对准杨若琛，一枪毙命！“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下场。”说完，转身扬长而去。
1938年6月的一天中午，军统湖北站的一声枪响1938年6月的武汉闷热得厉害，军统湖北站偏偏在午休时最松懈：院门虚掩，岗哨走神，屋里的人以为战时机关再险，也总有制度撑着。
谁知一个穿军装的男人黑着脸闯进院中，推门入室，抬手就把情报处长杨若琛击毙，丢下一句“谁再敢告黑状，这就是下场”，随即转身离去。满屋特务竟无人敢拦，这不是普通刺杀，而是一场公开示威。

开枪的人不是江湖亡命徒，而是国民党上将、航空委员会实权人物钱大钧。此人脾气硬，资历老，又长期贴近蒋介石中枢。
两年前西安事变时，他还是侍卫系统核心人物，枪声一起，他一面组织警卫掩护蒋介石，一面自己中弹重伤，血从前胸穿出，险些把命扔在华清池。照理说，这是救驾之功，可军统偏偏盯上了他。
问题出在事变前那点可疑的细节上。张学良曾与钱大钧赛马，连临潼一带应急机车调动都被军统拿来拼凑线索，硬是往“暗通款曲”上靠。
对钱大钧这种把面子看得比命还重的人来说，受伤之后没等来体恤，先等来怀疑，这口气早就埋下了。军统办案讲究处处留尾巴，靠耳目、靠密报、靠上峰印象吃饭，可这种路数碰上带兵打仗、又有救驾资本的将领，迟早要出事。
到了1938年春，钱大钧坐镇武汉，正赶上抗战初期最紧张的一段。4月29日武汉大空战打响，中国空军明知装备、训练都吃亏，还是硬顶着日本航空兵打出一场提气的大仗。
争议也恰恰在这时冒出来：钱大钧下令战机先绕城飞行，再出城迎敌，这在飞行员看来等于耽误爬升、放弃先机，可在武汉民众眼里，却是看见自己的飞机正在头顶护城。战时指挥，从来不只是技术动作，也是政治动作。
杨若琛整理的，正是这类怨气和牢骚。情报送到戴笠系统，本意是继续发挥军统最拿手的本事：抓住将领把柄，向上递话，在蒋介石那里抢解释权。
武汉当时是陪都，是全国舆论和军心交汇之地，空军每一次起飞都带着象征意义。钱大钧很清楚，杨若琛不是在挑他的战术毛病，而是在动他的威信；旧恨叠上新仇，他索性用最原始也最震慑的方式告诉军统，前线将领不是谁都能拿密报去试探的。
后来军统人物提起他多半心有余悸，并不是因为他多会耍手腕，而是因为他让所有人明白了一个残酷事实：抗战时期的重庆、武汉、南京旧系之间，真正决定生死的，往往不是纸面制度，而是谁离最高权力更近，谁又敢把怒火当着众人的面，变成一声枪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