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大总是退,总是忍让;最让人头疼的是,东大从来没有灭亡日本的军事计划与准备。整个社会整个国家都是过分的善良和平。但是日本1000年来,制定的灭亡东大的计划和实际准备却是非常充分。我们就是把日本人想的太好了,从来都是;所以1000年来一直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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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中国和日本这一千多年的恩恩怨怨,很多人第一反应是近代那段屈辱史。但如果把时间线拉长到一千年,你会发现一个让人特别憋屈的规律:我们总是把日本人想得太好,可人家却一直在琢磨着怎么对付咱们。这个教训太沉重了,沉重到我们每想起来都觉得心里发堵。
要说日本的野心,得从明朝那会儿说起。1592年,丰臣秀吉刚统一日本没多久,就迫不及待地动手了。这家伙的胃口大得很,先打朝鲜,然后想通过朝鲜打到中国来,最后甚至还想吞掉印度。他派了十几万人杀到朝鲜,一个月就把朝鲜国王赶到了鸭绿江边,逼得朝鲜赶紧向明朝求援。明朝那时候其实国力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但没办法,家门口的事不能不管。明朝前后派了七万多人过去,跟朝鲜联手打了七年,硬是把日本人给拖了回去。这仗打得是真惨烈,明朝自己也是元气大伤。但有意思的是,打完这一仗,明朝也没想着趁机打到日本去教训教训他们,就觉得自己守住了家门,事儿就算完了。可在日本那边呢?丰臣秀吉虽然死了,可征服中国的这个念头,就像一颗种子,在他们心里种下了。
到了清朝末年,这颗种子真的发芽了,而且长得特别疯。明治天皇1868年刚上台,就定下了一个“大陆政策”,说白了就是想吞并朝鲜和中国。人家可不只是嘴上说说,是实实在在地准备。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搞了个《征讨清国策》,白纸黑字写着要在五年内完成对华作战准备。为了这个目标,他们勒紧裤腰带搞海军、扩陆军,省吃俭用攒钱买军舰。这边厢呢?清朝在同治光绪年间搞洋务运动,号称“自强求富”,建了亚洲第一的北洋水师。可咱们建水师是为了什么?是为了防御,是为了守家,从来没想过要用这支舰队去主动打击谁。1894年甲午战争一打起来,结果大家都知道了,清朝输得一塌糊涂。日本人逼着清政府签了《马关条约》,要走了台湾和两亿两白银的赔款。这笔钱有多少呢?相当于当时日本全国好多年的财政收入。他们拿着这笔钱,工业化了,军国主义膨胀了,磨刀霍霍准备下一次动手。而咱们呢?赔了钱丢了地,还觉得自己是“以德服人”,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
再到后来就是大家最熟悉的那段历史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他们这可不是临时起意,早在1927年,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开“东方会议”的时候就定了调子,那句“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的话,把他们那点心思暴露得干干净净。为了吞掉中国,日本可以说是不计成本。整个侵华战争期间,他们的决策都是天皇和军部一起做的,计划特别严密,是一步一步从东北吃到华北,再吃到全中国。可咱们这边呢?1937年之前还在搞“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的侵略一忍再忍,忍到北平都丢了才下定决心全面抗战。八年抗战打下来,我们付出了三千五百万军民伤亡的代价,把国家都打烂了,才把日本人赶走。
写到这儿,你可能会问,咱们历史上难道就没想过主动打日本吗?仔细想想,还真没有。唯一的例外是元朝那两次。1274年和1281年,忽必烈派了好几万人渡海去打日本,但那是蒙古人的想法,而且纯粹是为了扩张地盘,结果两次都碰上台风,船队全军覆没。从那以后,不管是明朝、清朝还是民国,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政权认认真真地制定过一份“灭亡日本”的军事计划。我们所有的军事准备,全都是防御性质的:修长城、建水师、搞国防,都是为了不被别人打进来。
那为什么会这样呢?说白了,是我们骨子里太善良了。我们总觉得自己是礼仪之邦,以和为贵,只要我好好跟你讲道理,你总不会对我怎么样吧?可日本不这么想。他们从一个岛国发展起来,资源匮乏,地震又多,骨子里就有一种深深的生存危机感,总觉得不往外扩张就没有活路。再加上他们有一种很极端的民族优越感,觉得自己是“神国”,统治别的国家是天经地义的。所以你看,我们对他们推心置腹,他们对我们是处心积虑。我们把人家当邻居,人家把我们当跳板。这种错位,让我们在过去一千年里,一次又一次地吃了大亏。
所以说,善良没有错,但善良必须得有铠甲。现在的中国再也不是以前那个任人宰割的国家了。我们不搞侵略那一套,但我们也绝对不会再犯那种“把敌人想得太好”的幼稚病。靠什么守护和平?靠实力。经济搞上去,科技追上来,军事实力强起来,让你的邻居知道你不好惹,这才是真正的“止戈为武”。历史已经用血淋淋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厢情愿的善意换不来尊重,只有当你足够强大的时候,你的善良才会被对方当成善良,而不是当成软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