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东芝走了，把生产线搬去了越南。阿迪耐克也走了，将工厂搬到了越南，现在就连佳能也关闭了中国工厂，把产能转移到了越南、泰国。
 
这几年，越来越多人发现，曾经在中国遍地开花的外资工厂，正悄悄收拾行囊，转身奔向东南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星。
 
三星从2010年代中期开始明显动作，把手机和显示器等生产线从中国逐步移到越南。2015年前后，越南工厂投产，北宁和太原成为重点基地，大批设备从中国深圳、天津的工厂运走，大批熟练工人也随之被分流。
 
到2019年左右，三星基本完成在中国手机制造的大部分撤离，关闭了深圳、天津、惠州等地的工厂，其中惠州工厂作为三星1992年入华时设立的老牌工厂，最终停工关停的消息，当时还引发了不少关注。
 
原因很简单，劳动力成本差距拉大。依据权威数据显示，2024年越南制造业工人月平均工资折合成人民币大概只有2300元，而中国制造业工人月平均工资已经超过5400元，越南工人的收入还不到中国的一半。
 
对于三星这种依赖大量人工的电子制造企业来说，每一分人力成本的差异，都会被庞大的产能放大，转移到越南，无疑能大幅降低生产成本，提升利润空间。
 
紧随三星脚步的，是东芝。作为曾经的日本电子巨头，东芝在中国深耕多年，旗下的家电、电子元件生产线遍布多个城市。
 
但从2020年前后开始，东芝逐步收缩在华产能，将空调、洗衣机等家电生产线陆续转移到越南，甚至关闭了在华的部分研发分支。
 
和三星一样，劳动力成本是东芝撤离的核心原因之一，除此之外，中国家电市场的激烈竞争，也让东芝逐渐失去优势，与其在华艰难突围，不如转向成本更低的越南，依托当地的优惠政策，重新布局产能。
 
阿迪耐克的撤离，更是让不少人感慨。这两个运动品牌，曾经在中国拥有上百家代工厂，珠三角、长三角的许多工厂，常年为它们生产运动鞋、运动服饰，养活了大批工人。但从2018年开始，阿迪耐克就逐步减少中国代工厂的订单，将生产任务转移到越南、柬埔寨等国，其中越南成为它们的核心生产基地。
 
要知道，阿迪耐克的代加工属于典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人工成本极为敏感，越南低廉的劳动力，以及当地政府推出的税收减免、土地优惠政策，让它们看到了更大的利润空间。
 
如今，越南生产的阿迪耐克产品，已经占据了全球市场的大半份额，而中国的代工厂，要么转型，要么关停，曾经的“世界工厂”印记，在这些领域逐渐淡化。
 
就在大家还在讨论三星、阿迪耐克的撤离时，佳能也传来了关闭中国工厂的消息。作为全球知名的影像设备巨头，佳能在珠海、苏州等地设有工厂，主要生产相机、打印机等产品。但近期，佳能正式宣布关闭珠海工厂，将产能全面转移到越南和泰国，这也意味着，佳能在华的低端制造产能，彻底退出了中国市场。
 
佳能的撤离，除了劳动力成本的因素，还有中国市场需求的变化。随着手机摄影技术的不断提升，传统相机市场持续萎缩，佳能在华的产能利用率不断下降，与其维持高成本的中国工厂，不如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既降低成本，也能更好地辐射全球市场。
 
或许有人会疑惑，这些外资企业纷纷撤离，是不是意味着中国失去了吸引力？其实不然。说白了，这些撤离的企业，大多是劳动密集型、低附加值的产业，它们的离开，本质上是中国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必然趋势，而中国也在主动进行“腾笼换鸟”，将低端产业转移出去，腾出空间发展高端制造、高新技术产业。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中国实际利用外资规模已经连续16年超过7000亿元，电子商务、医疗仪器、航空航天等高端领域的外资投入，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
 
那些转移到越南、泰国的外资企业，也并非一帆风顺。虽然越南劳动力成本低，但劳动力素质、供应链完善程度，都远不及中国。越南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只有中国的40%左右，为了完成订单，工人们常常需要加班到深夜，即便如此，也难以达到中国工厂的生产效率。而且，越南的产业链不够完整，很多零部件还需要从中国进口，反而增加了运输成本和时间成本。
 
三星就曾遭遇这样的困境，转移到越南的生产线，因为零部件供应不足，多次出现产能延误的情况，甚至不得不重新从中国采购零部件。阿迪耐克的越南代工厂，也因为工人技能不足，出现过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的问题，反而影响了品牌口碑。
 
反观中国，虽然低端制造业在向外转移，但高端制造领域的优势越来越明显。中国拥有全球唯一囊括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超级制造网络，高端人才储备充足，基础设施完善，市场需求庞大，这些都是东南亚国家无法比拟的。
 
如今，特斯拉、宝马、奔驰等高端外资企业，不仅没有撤离中国，反而不断加大在华投资，扩大产能，就是看中了中国的市场潜力和产业优势。高盛、贝莱德等华尔街顶级投行，也在持续加仓中国科技与新能源板块，足以证明中国市场的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