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考古发现比较完整的日书，有战国楚简九店《日书》，战国秦地出土的放马滩秦简《日书》，战国楚地出土的睡虎地秦简《日书》和楚地出士的孔家坡汉简《日书》，四种不同时代和地域日书所揭示的鬼神结构和性质并无本质区别，说明战国秦汉时代不同地域的民众的鬼神信仰是大体相同的。作为战国秦汉时期民间流行的通俗读物，日书鬼神的结构等级与《周礼》所载大致相同。日书疾病占卜中的鬼神表现出一种规范化、整齐化的倾向，反映在日书中的五帝以及其他鬼神与五行的搭配上，与传世文献《月令》的做法如出一辙，一般认为《周礼》和《月令》代表的是官方信仰系统，从这一角度看，日书鬼神信仰不限于某一地区和某一社会阶层，而是通行于全国的社会各阶层的“共同宗教”（common religion）。

战国秦汉时期，随着阴阳五行学说的兴起，出现了一种关联性的宇宙模式，在这种宇宙秩序下，各种鬼神似乎都被局限在他们各自的特殊位置之中，同时也被分配了一定的功能和角色，从而成为宇宙秩序的一环。鬼神不再具有支配作用，它的地位和作用被降低了。

类似的情形，在睡虎地《日书》甲种“诘”篇中亦得到很好的反映。“诘”篇的主旨乃是利用各种方术手段对付为咎于人的鬼神物怪。从“诘”篇描述的语言看，作者似乎具有一种轻松闲适的态度和幽默的笔法，对那些为咎作祟的鬼神并无多少敬畏恐惧心态。从其结果看，“诘”篇70余条记录，出现“止”的情形最多，有24次；其次是“已”，15次；“不来”，11次；其次“去”4次，“无殃”“不害”各2次。凡此皆表明，为咎作祟的鬼神物怪是可以被控制、驱除的。

日书的主体部分是记录时日之吉凶，以供人们日常生活中趋吉避凶择日之需。时日之所以具有吉凶的含义，最初可能是出于实际生活的经验总结，其中的很大部分，来自祖先亡灵的死日禁忌和神话传说中诸神的忌日，换言之，时日的吉凶乃是由神灵所支配。战国秦汉时期阴阳五行学说兴起，时日的吉凶被赋予新的解释，支配时日吉凶的，在很大程度上，不再是神灵，而是五行的生克变化。原来作为择日背景和依据而出现的鬼神，逐渐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在五行系统解释背景下的神煞。

——晏昌贵《日书与古代社会生活》，pp.337-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