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地下党员任远被俘，半夜，他悄悄叫醒狱友，对他说：“我受了重伤，活不了多久，日军已知道我的身份，求你把我掐死吧！”

狱友的手悬在半空，像被冻住了一样。任远躺在草席上，身上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左腿的骨头断了，用几根树枝绑着，已经肿得跟水桶一样粗。日军给他用了酷刑，烙铁烫、辣椒水灌、老虎凳垫了五块砖，他昏过去又被浇醒，始终没开口。可他清楚，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叛徒出卖了他，日军知道他是冀东军分区情报站的站长，知道他手里攥着整个冀热辽边区的地下联络图。他怕的不是死，是那些还没被转移出去的同志，是那些藏在老百姓家里的情报，是那张画在牛皮纸上的联络图。他怕自己在酷刑之下，撑不住。

狱友叫刘建国，是分区的一个侦察排长，比他早半个月被抓。两人关在同一间牢房里，隔着一道木栅栏，每天只能从送饭的窗口看见彼此的脸。刘建国把手伸过栅栏，抓住任远的胳膊，手在抖，声音也在抖：“老任，你让我掐死你，我下不去手。”任远把他的手推开，声音不大，可每个字都硬邦邦的：“你不掐，明天他们再审我，我要是扛不住了，把联络图说出来，死的就不是我一个。是几百个同志，是几千个老百姓。你掐不掐？”

刘建国哭了。他当了八年兵，挨过刺刀，挨过子弹，从没哭过。可那天晚上，他蹲在栅栏边，把脸埋在膝盖里，哭得浑身发抖。他伸出手，掐住任远的脖子，手指头使不上劲，掐一下松一下，掐一下松一下。任远急了，低声吼了一句：“使劲！”刘建国咬着牙，用尽全身力气，死死掐住。任远的眼睛闭上了，嘴角微微翘着，像是在笑。刘建国松开手，瘫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过了一会儿，任远咳了一声，睁开眼睛，虚弱地说了一句：“没死成。再来。”

天亮的时候，日军来提审任远，发现他还活着，骂骂咧咧地把他拖了出去。刘建国蹲在牢房角落里，低着头，不敢看他。任远被拖过栅栏的时候，冲他笑了一下，那笑，像刀子一样扎进他心里。

后来，任远被押到北平，关在沙滩北大红楼的日军监狱里。日军换了审讯官，不再用酷刑，改用怀柔政策——给他治伤，给他吃好的，让他住单人牢房，还派了个会说中国话的日本军官来跟他“聊天”。任远将计就计，假装动摇，说要“考虑考虑”。日军信了，放松了警惕，把他从单人牢房转到普通监室，跟普通犯人关在一起。他利用这段时间，跟狱中的难友建立了联系，搞清了监狱的内外情况，还把情报藏在破布条里，通过一个装疯的狱友传递了出去。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任远被组织营救出狱，全身是伤，左腿落下终身残疾，走路一瘸一拐。他出狱后第一件事，是去找刘建国。刘建国比他早三个月出狱，被组织安排到东北工作。任远托人打听，终于在一个小镇上找到了他。两人见面的时候，刘建国正在院子里劈柴，看见任远一瘸一拐地走进来，手里的斧头掉在地上，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不出话。任远走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那晚的事，我从来没怪过你。”刘建国蹲在地上，哭得像个孩子。

任远后来历任冀东军区情报处长、中央军委情报部处长、国家档案局副局长等职，为新中国的情报事业贡献了后半生。他晚年回忆那段狱中岁月，只说了一句话：“刘建国是个好同志。那天晚上，他要是不掐我，我就不配当这个党员。”

他活了下来。不是因为他命大，是因为他舍得死。他把命交出去的那一刻，老天爷没收。老天爷让他活着，让他看见胜利，让他看见新中国，让他看见那些他拼了命也要保护的人，都过上了好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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