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一知青因一首歌判死刑，被公审后，审判员给他的宣判竟然是“有期徒刑10年”，这让他有些不敢相信，很快，他就离开了“娃娃桥监狱”。
 
1970年夏天，南京监狱外的公审广场上，22岁的任毅跪在水泥台上，胸前挂着写满罪名的大牌子，扩音器里传来审判员冰冷的声音："罪犯任毅，因创作反动黑歌"，他闭上眼，等着死刑。
 
可下一秒，广场炸开了："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任毅猛地抬头，眼睛瞪得大大的，前一秒还在等死，下一秒就被拉回来，这种落差谁都懵了，在那个"一打三反"运动正火的年代，一首传遍大江南北、甚至惊动克里姆林宫的"黑歌"，竟然没要他的命。
 
1968年冬天，南京五中的高中生任毅响应号召，来到江北永宁公社插队，白天在田里干活，脚踝泡在水田里，蚂蟥吸满血后滚下来，晚上回到知青点，几个人挤在昏黄的煤油灯下，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偶尔能收到微弱信号的收音机。
 
"任毅，你会音乐，帮我们写首歌吧"，一个战友在黑暗中闷闷地抽旱烟，任毅心里也酸，他想家，想南京街头的梧桐树，拿起笔，在烟盒背面划划写写："蓝蓝的天空，清清的湖水，绿绿的草地，那是我的家"。
 
这首《我的家乡》后来改名《南京知青之歌》像长了翅膀一样在知青圈里疯传，那哀婉的旋律，精准戳中了百万知青最柔软、最痛的心，可文字和音符在那个特殊年代天生有风险。
 
1969年，莫斯科广播电台偶然播放了这首歌，标题是《一个中国知识青年的心声》当时中苏关系紧张，珍宝岛事件余波未平，苏方把歌曲当成攻击中国知青政策的"证据"，更要命的是歌词的改动。
 
任毅原来写的是"死神在异乡"，暗指环境艰苦，可手抄本一次次被改，竟然变成了"深陷在异乡"，一字之差，文学描写直接变成政治控诉。
 
1970年2月，南京"娃娃桥"监狱，审讯室的灯泡功率太大，晃得眼睛疼，审讯员拍桌子大吼："你为什么勾结莫斯科，为什么毒害青年"，任毅百口莫辩，在当时的法律逻辑里，作品被敌台利用，作者就得背锅。
 
案卷一级级上报，南京市初审意见统一：死刑，最后卷宗送到了江苏省革委会主任、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的案头，这位少林出身、性格耿直的名将，眉头紧皱，许世友指着案卷问秘书："这就是写歌的孩子，他杀过人吗，抢过钱吗"。
 
秘书答："没有，就是写了首歌，流传很广，影响很坏"，许世友"啪"地合上卷宗，声如洪钟："荒唐，为了一首歌就要杀一个年轻人，没死罪，判几年教育教育就行了"，正是将军这句话，把任毅从死亡线上硬生生拽回来。
 
死里逃生的任毅被送进劳改农场，开始了漫长的九年服刑，期间他不写歌，只是沉默干活，家里因他受牵连，母亲病重，恋人离去，青春像沙子一样被时代的巨浪冲走。
 
监狱里管教人员里也有知青出身的，他们私底下甚至偷偷避开监控，请任毅哼两句那首改变命运的歌，黑暗的牢房里，这旋律成了两代人之间唯一的默契。
 
1979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任毅案重新审理，法官仔细对比当年手抄本，确认"深陷"是被人篡改的，歌曲本身只是抒发情感的文艺创作，最终任毅平反，无罪释放，走出监狱大门那天，南京的阳光依旧刺眼。
 
任毅发现，自己已不再是当年在田埂上忧郁哼唱的少年，后来他做过工人，也教孩子们唱歌，那把陪他历经风雨的旧吉他，一直带在身边，有时和老朋友聚会，他会轻轻唱起当年的旋律。
 
现在再唱，也不用再怕什么，但经历过的人都懂，这不只是首歌，而是一段差点把人压垮的日子。信息来源：原文登载于凤凰网历史·2009年8月31日 关于“《任毅创作〈南京知青之歌〉被判死刑 许世友力保改判十年》”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