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一名外国婴儿在天津的一家医院出生。可他的父母因为着急要回国，直接把他丢在了医院。
 
 
过了两天，一对从北京来的夫妇推开医院大门，他们是李端甫和赵秀珍。
 
 
李端甫当时在天津一家外商公司当经理，两人来医院办事，恰好发现了这个孩子。
 
 
赵秀珍蹲下来看那个襁褓里的婴儿，小脸冻得有点发紫，她脱下自己的棉袄把孩子裹紧，抱在怀里轻声说了句“以后就叫李忆祖，咱中国人的娃”。
 
 
护士告诉他们，如果没人收养，孩子就得送去孤儿院。
 
 
夫妇俩商量了一下，很快办好了收养手续，把孩子带回了北京的家。
 
 
李忆祖这个名字是养父李端甫起的，“忆祖”两个字寄托着他们的一点心愿，希望这个孩子哪怕将来找到亲生父母，也不要忘记养育他的这片土地。
 
 
赵秀珍那时候自己没有生养过孩子，所以带起这个小婴儿格外上心。
 
 
那个年代，外国人正在打中国，老百姓对洋人多多少少带着敌意。
 
 
李忆祖长着一副外国娃娃的面孔，街坊邻居议论纷纷，有些人说话很难听。
 
 
附近住着个德国老太太，特别喜欢李忆祖，专程跑来跟赵秀珍说想收养这个孩子。
 
 
赵秀珍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从她抱起那个孩子的第一天起，就没打算放手。
 
 
但是战争形势一天比一天紧，孩子的长相越来越让这个家庭感到不安。
 
 
为了安全，夫妇俩把4岁的李忆祖送回山东老家，跟姥姥姥爷一起生活。
 
 
乡下民风淳朴，没什么人对他指指点点，他在那里平平安安地长到了7岁，这段日子也成了他童年里最轻松快乐的一段回忆。
 
 
抗战胜利后，李端甫和赵秀珍把孩子接回北京上学。
 
 
李忆祖进了北京二中，后来又考进北京四中。
 
 
但是高鼻梁、深眼窝、微卷的头发，这副西方面孔让他成了同学们眼里的异类，经常被人追着喊“洋鬼子”，被人孤立和排挤，他变得越来越不爱说话，甚至有点自卑。
 
 
赵秀珍看出了孩子的变化，把他拉到院子里的老槐树下，跟他说：“长相是老天爷给的，但根在哪儿得自己选。
 
 
咱中国人讲究知恩图报，你得做个有骨气的中国人”。
 
 
从那以后，每次有人嘲笑他，他都会大声回一句“我不是老外，我是中国人”，这句话他一直挂在嘴边，后来在公众场合也反复说过“我长着外国人的脸，却有一颗永远不会改变的中国心”。
 
 
1957年，李忆祖考进北京地质学院，学的是地质测量与找矿专业。
 
 
大学四年，他跟着老师跑遍了周口店、湖南、福建的野外山地，背着几十斤重的设备，白天测绘地层、画剖面图，晚上在煤油灯底下整理数据。
 
 
1961年毕业的时候，成绩优异的他被分到了北京的工作，这在当时是人人羡慕的事。
 
 
可他连着打了两次报告，坚决要求去新疆。
 
 
很多人都觉得不理解，甚至有人怀疑他一个“外裔”是不是有什么别的想法。
 
 
他说自己的专业在新茫茫的戈壁滩上才能发挥最大的价值，那里有太多地质勘测的空白等着去填补。
 
 
赵秀珍知道儿子的决定以后，心里难受得不行，但嘴上什么都没说。
 
 
她笑着给儿子收拾行李，把他送上了去新疆的火车。
 
 
等李忆祖走远了，一向身体不错的赵秀珍大病了一场。
 
 
李忆祖后来才知道这件事，每次提起来都忍不住感慨。
 
 
到了新疆以后，李忆祖被分到自治区煤炭工业管理局的一五六煤田地质队，从事煤炭地质普查工作。
 
 
他跟工人们一起爬上高山雪岭，走进荒漠戈壁，从吉木乃到青河，从准噶尔到塔里木，脚步几乎踏遍了新疆大部分地区。
 
 
出一趟野外常常要历时一年，风餐露宿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在野外迷了路，几天没吃上东西饿晕过去，幸好被路过的农民发现才捡回一条命。
 
 
这样的日子过了20多年，他把新疆的地质信息全都装进了脑子里，同事们都叫他新疆地质勘测的“活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