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投降，老蒋特别对何应钦交代说：酒井隆这个战犯必须处以极刑，让他血债血偿。
 
 
1928年春天，蒋介石带着北伐军一路北上，到了济南城外。
 
 
日本那边坐不住了，派了个叫酒井隆的武官过来。
 
 
这人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又在陆军大学待过，满肚子都是主意。
 
 
他跑到蒋介石面前，一脸客气地说，日本军队在这只是保护侨民，绝对不会妨碍北伐，还拍着胸脯保证很快就会撤走。
 
 
北伐形势本来就很复杂，蒋介石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信了他。
 
 
5月2日，酒井隆还专门跑来辞行，说第二天就撤，蒋介石亲自把他送出了门。
 
 
结果第二天天刚亮，日军突然动手了，枪炮声在济南城炸开了锅，日本兵见到中国军民就开枪。
 
 
最惨烈的一幕发生在交涉署，那天晚上，一群日本兵破门而入，把蔡公时和其他十七名工作人员全部绑了起来。
 
 
蔡公时大声抗议，骂日本人是强盗，酒井隆下的是“格杀勿论”的指令，日本兵当场把蔡公时的耳朵、鼻子割掉，又把舌头和眼睛挖了，最后连这十八个人全部杀害。
 
 
那几天里，济南城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尸体，商店被烧，妇女被糟蹋。
 
 
总共六千多人被杀，一千七百多人受伤。
 
 
蒋介石气得差点没站稳，他不是没想过还手，但日本那边直接放话：要是还手就打全面战争。
 
 
他只能咬着牙，带着北伐军绕道走了。
 
 
那天晚上他坐在灯下，在日记里写下一句话，说自己这辈子受过的耻辱，没有比这一天更大的。
 
 
从那天起，他每天写日记都要在开头写上“雪耻”两个字，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抗战胜利。
 
 
可酒井隆倒是一路高升，1935年他跑到天津当驻屯军参谋长，又开始出坏主意。
 
 
这回他盯上了何应钦，拿着刀架在人脖子边上，逼着签了《何梅协定》。
 
 
那协议一签，华北的大门等于敞开了，中央军撤出去，日本人趁机往里渗透。
 
 
后来他又去广东当第23军司令官。1941年带着部队打香港，打完以后，他给部队宣布“大放假”，手下那些兵就跟发了疯一样，抢东西的抢东西，杀人的杀人，连红十字会的女护士都遭了殃。
 
 
他自己骑着马在九龙街上走，看到路边一男一女走过，抽出刀来一人捅了一刀，看着两个人在街上满地打滚，直到断气，他大笑一声骑着马走了。
 
 
1945年日本投降以后，清算的日子总算来了，国民政府第一批战犯名单就把酒井隆列了进去。
 
 
1946年5月30日，南京军事法庭第一次开庭审理他，这也是南京军事法庭审判的第一个日本战犯。
 
 
酒井隆戴着深度近视眼镜，穿一身藏青色旧西装，带了三本书进了法庭。
 
 
检察官拿出证据一条一条念，他要么说不记得，要么往手下身上推，说自己只是“督查不严”。
 
 
法庭上来了不少证人，国民党元老邹鲁的儿子邹越在香港被日军杀害，他的夫人和儿媳妇都亲自出庭作证。
 
 
法庭拿出判决书，上面白纸黑字写着酒井隆纵兵屠杀俘虏、伤兵，连红十字会的医生护士都不放过，还强奸、抢劫、流放平民。
 
 
光是在广东南海那一带，他纵容手下乱枪打死了一百多个村民，每一个死者的名字和四十六个目击证人都列得清清楚楚，法庭判了他死刑。
 
 
案子判完才五天，意外来了，盟军总部派人传话，说要引渡酒井隆去东京，给他的战犯辩护律师作证。
 
 
没过几天英国人也来要人，说要引渡到香港去审判。
 
 
国民政府里头吵翻了天，外交部和司法部的人说那就引渡吧，国防部的人死活不同意，主张立马执行。
 
 
两边吵不出个结果，最后把皮球踢到了蒋介石那里。
 
 
这时候蒋介石的态度却很硬，直接批了四个字：“克日执行。”意思就是赶紧办了。
 
 
1946年9月13日下午两点半，酒井隆正光着膀子在牢房里写他的“回忆录”，还以为自己被引渡的事定下来了，肯定死不了。
 
 
南京法院首席官陈光虞带人走进来，酒井隆一听是要拉出去枪毙，脸刷地白了。
 
 
他强撑着说等他把遗书写完，陈光虞没松口，说时间不够，最后只给了他半个钟头收拾。
 
 
下午四点，酒井隆穿了西装打着领带被押上刑场，枪声一响，这个作恶多端了十八年的战犯终于毙了命。
 
 
蒋介石这辈子放过了不少战犯，却唯独不肯放过这个人，不是没有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