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东芝走了，把生产线搬去了越南。阿迪耐克也走了，将工厂搬到了越南，现在就连佳能也关闭了中国工厂，把产能转移到了越南、泰国。

三星从2010年代中期开始明显动作，把手机和显示器等生产线从中国逐步移到越南。2015年前后，越南工厂投产，北宁和太原成为重点基地。到2019年左右，三星基本完成在中国手机制造的大部分撤离，关闭了深圳、天津、惠州等地的工厂。

原因很简单，劳动力成本差距拉大。东莞等地工人月薪从2010年左右的2000元左右涨到2020年6000元上下，而越南同岗位工资还维持在2000元出头。越南还给了土地优惠，前几年免税，加上本地配套逐步完善，三星单台手机成本能省下不少。对于一年出货量上亿台的规模，这笔账算下来影响很大。越南工厂后来成了三星全球最大手机生产基地之一，带动周边韩资零部件企业聚集，本地采购比例提高，减少了对深圳供应链的依赖。

东芝的情况也类似。2021年，东芝宣布大连工厂停止生产并启动清算程序。这家运行了近30年的工厂主要做工业电机和广播发射设备。生产转移到越南或日本其他地点，部分设备拆卸后运走。东芝当时提到业务结构调整，利润压力下需要优化生产布局。中国劳动力成本上升和整体制造环境变化，让这类传统家电相关产能面临调整。东芝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选择重新布局的企业。

阿迪达斯和耐克在鞋服领域的转移起步更早。2010年代初，珠三角制鞋厂就遇到招工难题，一条生产线招满200人可能要等几个月。越南那边，工厂招工快得多，几天就能开线。劳动力成本优势明显，越南工人平均工资只有中国的一半左右。

更重要的是贸易条件。越南加入CPTPP后，出口欧盟的鞋类关税从12%降到接近零。中国产鞋子运到欧洲时，关税差额相当于多出一双袜子的钱。东莞代工厂算过账，同一双运动鞋，越南产到美国仓库价约42美元，中国产要48美元左右，中间差价能抵不少额外开支。耐克到2024财年，越南工厂占其鞋类产量的50%左右，阿迪达斯也把大量产能放在越南，供应商数量超过百家。企业一步步增加越南订单，减少对中国珠三角的依赖，供应链跟着调整。

佳能的故事更能说明中低端市场的变化。中山工厂2001年建起来时，珠三角是打印机制造中心，周边零件配套齐全，方圆几十公里就能找到大部分供应。工厂高峰期员工上万人，激光打印机订单充足。2010年中国激光打印机销量一度达到1200万台规模。但到2020年后，情况变了。奔图、联想等本土品牌在中低端推出同性能产品，价格砍到佳能一半左右。

佳能在中国市场份额从2018年的7.7%左右降到2025年的3.9%左右，而国产品牌占到41.5%。无纸化办公趋势让激光打印机整体需求下滑，2025年销量只剩300多万台。中山工厂订单三年内减少70%，95%的产品本来就靠出口。2025年11月21日，工厂正式停止生产和运营，员工人数从高峰缩到1400人左右，低端产线部分转移到越南和泰国。佳能把资源转向医疗影像和半导体等利润更高的领域，这些业务利润率是打印机的几倍。

这些转移不是孤立的。越南从2008年开始吸引三星等投资，到2020年代已成为电子和鞋服重要基地。政府提供99年土地租期、前四年免税等条件，基础设施跟上，港口和物流改善。企业看重这些实打实的优势。苹果等也把部分MacBook和AirPods组装放到越南北部，富士康等代工厂跟进。越南电子产业占GDP比例提升，三星一家贡献大量出口。但越南也面临配套完善的问题，早期很多零件还得从中国进口，超过60%的电子零部件有时依赖中国供应。中国企业在中间品上继续有位置，部分纺织和电子组装企业也跟着客户去越南设点，形成联动。

从长远看，这像制造业的接力棒。二十年前中国靠成本优势承接全球低端订单，推动自身工业化。现在中国劳动力成本和产业结构升级后，低端组装部分外移，越南接棒发展出口导向制造业。双方都在往更高附加值走。中国有规模庞大、配套齐全的优势，国内市场支撑创新；越南有年轻劳动力和政策灵活性，但需要解决对单一外资依赖、基础设施瓶颈和供应链本地化问题。全球贸易摩擦、关税调整还会继续影响布局，企业得随时重新算账。

对中国制造业来说，这不是坏事，而是腾笼换鸟的机会。低端产能释放空间后，更容易集中资源发展高技术、高利润环节。奔图等本土品牌在打印机市场的崛起，就是国产替代的例子。整体产业升级需要时间，配套人才、研发投入和市场培育都得跟上。越南如果能稳住外资、提升本地能力，也能从装配走向更高层级，但中收入陷阱的风险一直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