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苏联撕毁协议，将所有的驰援的科学家全部撤走，临走前，一位苏联专家悄悄告诉中国核武器研究所“其实你们有王就够了，他是核武器研究的伟人，即使没有我们...”
 
提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核武器的研发，那可是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故事。事情的起因很直接，国际环境越来越紧张，外部压力越来越大，原本还合作的苏联，突然态度一转。

1960年，苏联不仅撤回了所有在中国的科技专家，连相关的研究资料都带回了本国。中国的核武器项目正好卡在一个关键阶段，这一下，所有科研人员只能靠自己硬闯。

苏联专家撤走时场面很冷清。许多中方研究人员其实早就从他们的言语和表情中看到一丝依依不舍，但毕竟是国家决策，个人无从选择。

苏联专家们在协作期间，常常表示中国有几位突出的人才，尤其对王淦昌非常认可。甚至还有专家在离开前，悄悄嘱托中方人员，有王在，绝不会让中国核事业停下脚步。

王淦昌成长经历比较普通，家乡就在江苏的一个小村，家里人口不多。他的父母早早离世，只剩下外婆和他相依为命。外婆对他要求很严，但生活也难过。

小时候上私塾，王淦昌天天钻在书桌前，抄书写字，课后还要帮着家里干活。他没什么玩伴，和村里老一辈老人混得多，性格也更沉稳。

后来，读书成绩好，被送到上海继续求学。到大城市以后，王淦昌开始意识到学习外语的重要性。课堂之外，自学了许多外语字典和语法，用来翻译物理文献。

正是因为这项本事，他比别人提前接触到国外不少前沿学术成果，脑子里蹦出不少新奇的想法。大学期间，在老师的指导下做了个实验研究，写成论文，还被当时学界关注。

拿到学士学位后，王淦昌并没有直接留校当老师。他决定出国学习。1930年，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去了德国深造。

在那里，他一边适应生活一边潜心做研究，很快考上研究生、又顺利拿到博士学位。学业期间，有不少和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的交流机会。

德国学界气氛活跃，实验条件先进，经常拉着年轻人讨论新理论。王淦昌享受这些机会，但一直觉得中国还远远落后。

读完博士后，工作不久，他决定回国，没有选择留在国外。家人和同事都为他感到可惜，因为外面的条件确实优厚。可他推却各种挽留，还是买了归国车票。

回到国内，他进了大学当老师，但没完全离开实验室，一边上课一边抽时间做实验。用省下来的工资买仪器材料，有些没条件做的实验项目，就想办法联合别的院校或者申请经费。

工资虽然不多，但他把本来能改善生活的钱，大部分用来支援抗战。那时候买菜钱都掂量得很细，有时同事请他吃饭，才敢多盛一碗。

新中国建立后，王淦昌在国内物理学界已经有了一定名气。五十年代，他主要从事核物理以及原子核相关研究，为中国培养了不少青年科研人才。

后来国家下决心自主研发核武器，王淦昌应召参加，直接投入了极度保密的攻关工作。根据任务安排，他要离开原来的单位，转入秘密实验室，每天和几十位同事反复计算方案、组织实验。

这个阶段，整个研发团队跟外界几乎断了联系。身份、研究内容、具体进度都不允许透露，家人问起来也只能用临时调动为由搪塞过去。

实验条件紧张，很多材料紧缺，要靠团队自己动脑筋改造仪器、解决设备老化等问题。白天晚上连轴转，通宵工作时很普遍。

遇到技术难题，有时候整个实验室的人聚在一起讨论到凌晨。有段时间，大家的精神压力都挺大，但王淦昌很少休息，习惯带着团队接着琢磨。

过程并不一帆风顺。核爆原理、装置设计、材料生产，各自是道关口。苏联专家带走的东西，没人能补上，王淦昌也只能靠自己记忆和日常积累，慢慢梳理思路，带着团队一点点攻下来。

遇到特殊难题，实验员们就四处找资料，有时候连已退休的老师也联系上，争取点拨。每攻克一项难题，会场里都会有人松一口气，但很快又进入新一轮更艰难的攻关。

王淦昌很少公开谈论自己的贡献。他关系好的一两个老同事曾见过他在办公室夜里加班，喝的只是清茶，桌上堆满技术草稿和资料袋。

中午饭常常是简单的饭菜，弄完一碗赶紧往返实验室，生怕耽误进度。大家都觉得他顶得住压力，是团队主心骨。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整个团队静默以对。王淦昌只是和大家默默交换了一个眼神，点点头接着准备后续任务。随后，氢弹攻关又马不停蹄。

后来的十来年，王淦昌基本没离开过科研一线，不断推进更多新项目，也带新人进团队。家庭成员收到的消息，也只是王淦昌工作很忙，需要继续上级安排任务。

直到解密的那一天，王淦昌恢复公开身份，外界才知道他这些年始终没有离开科研岗位。许多年轻科学家至今都记得。

那段时间见到王老，依然戴着老花镜在实验室桌边做数据分析，偶尔还给大家讲讲最新的研究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