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代，季羡林是北京大学一级教授，工资345元，他说：我去一趟高档莫斯科餐厅，有酒有肉，还有面包，只花2块钱！
 
 
上世纪五十年代，季羡林在北京大学被评为一级教授。
 
 
一级教授这个头衔，全国总共只有两百七十六人拿到，分布在五十七所高校里，北京大学的四十几位一级教授占了最大头。
 
 
季羡林就是这四十来人中的一个，月工资定在三百四十五块。
 
 
除此之外，他还领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的津贴，每月再加一百块，加起来四百四十五元。
 
 
在六类工资区的北京，这已经是最高的那一档了。
 
 
季羡林自己说起这段日子，语气里带着明显的得意：“从工资收入来看，那是我一生最辉煌的时期。”
 
 
有了这份收入，季羡林的生活过得相当滋润。
 
 
他喜欢去莫斯科餐厅吃饭，这家餐厅1954年开张，请的都是苏联的大师级厨师，菜品全是俄式宫廷菜，大厅里的镀金吊灯足有七米高，门卫是从军区部队调来的保卫人员，吃饭还要凭专门的餐票。
 
 
这家餐厅在当时的北京人心目中是高档场所的代名词，能进去吃一顿饭，够在人前炫耀好半天的。
 
 
季羡林去那儿点上一杯啤酒，再来一份冰淇淋，吃一顿汤菜俱全外加黄油面包的餐食，花上一块五到两块就能打住。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轻松，就跟说今天下楼吃了碗面差不多。
 
 
有朋友听说季羡林去老莫吃冰淇淋，专门打电话来劝他别乱吃凉的，怕闹肚子。
 
 
季羡林听了，嘿嘿一笑回答：“放心，我是属猪的，吃什么都没问题。”
 
 
那时候的消费水平，跟现在完全是两个概念。
 
 
一顿烤鸭六七块钱，买斤米一毛四，一斤肉九毛五，一个大学生一个月的伙食费十块钱绰绰有余。
 
 
季羡林拿着四百多块的月收入，相当于普通工人家庭的好几倍。
 
 
他除了吃饭，还喜欢收藏字画，专门定了个规矩：齐白石以下的不收，收的全是清代往上走的古画文物。
 
 
这个爱好可不便宜，但他完全负担得起。
 
 
季羡林的消费观念一直很务实，他虽然收入高，却从不铺张浪费。
 
 
他把大部分收入用在购买书籍和收藏古字画上，后来这些收藏全部捐赠给了北京大学，仅仅古字画就有 462 幅，包括苏东坡的《御书颂》，董其昌、仇英、祝枝山的作品。
 
 
不过日子是会变的。改革开放以后，物价慢慢涨了上去，工资却跟不上。
 
 
季羡林一级教授的头衔还在，但渐渐也成了工薪阶层。
 
 
他每月账面上的工资虽然还是北大教员里最高的，七扣八扣拿到手大概七八百块，保姆拿走一半，剩下的一半里又要扣掉煤气费、电话费，最后落到手里的只剩下三百块出头。
 
 
这点钱要养活一家四口人，吃饭都紧巴，以前那些下馆子吃老莫、吃烤鸭的日子，只能想想而已了。
 
 
好在季羡林有个老本行：写文章。
 
 
他早就习惯了每天伏案工作，稿子一篇一篇往外寄，稿费一张一张往回寄。
 
 
北大外文楼收发室的张师傅观察久了，总结出“季羡林有三多”：报纸杂志多，来信多，汇款单多。
 
 
他自己也不知道哪篇文章换了哪笔钱，反正见到汇款单就高兴，爬格子的劲头也更足。
 
 
靠着这些稿费，日子没有往下滑，反倒还能剩下一些，拿去捐给老家或者有困难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