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先念和陈锡联同志，都出生于今红安县高桥镇，离秦基伟同志的出生地红安县七里坪镇秦罗庄不算太远，他们可算得正宗的“老乡”。

说起红安这块地方，老一辈人常讲一句话：“小小黄安，真不简单。”这“黄安”就是红安以前的名字。你要是翻翻中国近现代史，会发现这个藏在鄂东北山沟沟里的小县城，走出去了两百多位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一个县出这么多将军，放眼全世界都找不出第二个。高桥镇更是不得了，李先念、陈锡联两家隔不了几里地，小时候怕是放过牛、打过柴都能碰上。秦基伟在七里坪，听着远一些，搁今天开车也就半个钟头的路。在那个出门基本靠走的年代，这点距离真算得上是街坊邻居。

有人可能会问：红安凭啥出这么多能人？说到底，还是一个字穷。那时候的红安，山多地少，一亩薄田打不了几担谷子，地主一收租，农民连红薯粥都喝不饱。穷则思变，变就要豁出命去。李先念十七岁带着乡亲们闹革命，陈锡联十四岁扛着红缨枪就上了战场，秦基伟更绝，十一岁参加黄麻起义，搁现在也就是个小学生的年纪。不是他们天生胆大，是活不下去逼出来的血性。

我特意去查过红安县志，1927年黄麻起义那会儿，整个红安才四十来万人，到新中国成立时统计，登记在册的革命烈士就有两万五千多。这是什么概念？差不多每十六个红安人里，就有一个为新中国把命搭进去了。更别说那些没留下名字的。李、陈、秦三位能够从枪林弹雨里活下来，成为开国元勋，本身就是一个奇迹。陈锡联身上七次负伤，秦基伟长征路上差点饿死，李先念在西路军打散后一路乞讨回延安，这些故事随便拎一个出来，都比现在的电视剧要震撼一百倍。

很多人喜欢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谁官大、谁战功高。我倒觉得没必要。李先念后来主政湖北、当国家主席，陈锡联当北京军区司令员、副总理，秦基伟当国防部长，各有各的本事和际遇。非要找共同点的话，三个人身上都有一种红安人特有的“倔”脾气，认准了的路，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李先念搞经济被人质疑，他说“不懂就学”；陈锡联打仗被围困，他说“打光了算”；秦基伟在上甘岭跟美国人死磕，他说“打到最后一个人也要打”。这种硬气，不是装出来的，是红安那片红土地从骨子里长出来的。

如今的高桥镇和七里坪镇，早就不是当年那个穷山沟了。水泥路修到了每个村，不少人家盖起了小洋楼，当年三位将军走过的那种泥巴路，年轻人只能在故事里听说了。但每次路过红安，看到那些老人在村口树下给孩子们讲“我们红安出了多少将军”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有些东西是刻在血脉里的，时代怎么变都磨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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