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中统的徐恩曾被撤职后，无事可干的他改经商卖黄豆，囤了30万斤黄豆后，黄豆价格却大跌，妻子提议：“何不把黄豆磨成豆腐卖？”

搁一般人，听见这话准得跳脚，三十万斤黄豆，全磨成豆腐？那得是多大的阵仗。可徐恩曾愣是站在堆得山高的麻袋中间抽了半根烟，把烟屁股往地上一摁，说了句：“成，那就卖豆腐。”

说实话，这人骨子里还带着当处长那会儿的派头。过去批文件，现在批黄豆；过去管特务，现在管磨盘。他盘算得挺美：一斤黄豆能出四五斤豆腐，三十万斤就是一百多万斤豆腐。南京城多少人？满打满算不到一百万。一人吃一斤多，一天就能卖光。账算得没错，可他忘了一件事，豆腐这玩意儿，隔夜就馊。

头一天，作坊里雇了二十多个工人，磨盘转得飞起，白花花的豆腐一板一板码得整整齐齐。徐恩曾站在门口，叉着腰，恍惚间还以为自己在视察哪个据点。可到了下午他就笑不出来了。豆腐卖不动。不是不好吃，是压根没人知道他在卖豆腐。老百姓买菜认摊子认脸，你一个穿长衫的前特务头子蹲在豆腐摊后面，谁敢上前？那阵势，跟审犯人似的。

更糟心的是，黄豆价格还在往下掉。他囤货那会儿是高位，现在市场上一斤黄豆跌了三成。磨成豆腐卖吧，人工柴火加上损耗，算下来比直接卖黄豆还亏；不磨吧，三十万斤黄豆堆在那儿，眼看着要生虫。徐恩曾那几天翻来覆去睡不着，半夜爬起来看黄豆，被老婆骂了一句：“你盯着它们看，它们就能涨价了？”

转机来得挺意外。他有个老部下，抗战那会儿在重庆开过豆制品厂，跑来找他喝酒，酒过三巡拍桌子说：“徐先生，你卖豆腐不行，你得卖豆腐干、豆腐乳、臭豆腐。这些东西放得住，还能卖出价。”徐恩曾一听，眼睛亮了，这跟搞情报一个道理，不能一条道走到黑，得学会变通。

他第二天就改了路子。豆腐做出来，一半压成豆腐干，一半发酵做臭豆腐。豆腐干用卤水煮过，五香味飘出去半条街；臭豆腐更绝，专门找那种刺鼻的臭法，离老远就知道这儿有卖的。他还动用了过去的人脉，让几家大饭馆订货，什么“徐记豆腐干”直接送后厨。那些饭馆老板碍着面子，多少进一点，结果一尝味道不赖，回头客就来了。

前后折腾了小半年，三十万斤黄豆总算消化干净。最后一算账，亏了四成。搁别人早就捶胸顿足了，徐恩曾倒想得开，跟老婆说：“当年在局里丢个地盘都不止这个数，这点亏算什么。”话虽如此，他心里清楚得很，当官那套威风，在卖豆腐这件事上半点用不上。老百姓不认你当过什么长，只认你的豆腐新不新鲜、便宜不便宜。

这事要我说，徐恩曾这辈子干过最大的事，未必是抓了多少人，而是终于弄明白了一个道理：权力是别人给的，生意是自己做的。你以前能调动多少资源，跟你在菜市场上能卖出去多少斤豆腐，没有半毛钱关系。他亏的那四成，其实就亏在“端着”，总觉得我徐某人做买卖，那能跟小商小贩一样吗？结果还真一样，甚至还不如。

有意思的是，后来有人问他这段经历，他反倒笑了，说那几年卖豆腐，比在中统当处长睡得踏实。这话不知真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黄豆不会撒谎，豆腐不会拍马屁，卖一天豆腐下来，赚就是赚，赔就是赔，明明白白。比起当年在官场上那些云里雾里的勾当，这反而是一种解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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