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周总理在大会堂接见外宾，一颗子弹突然射进了大会堂。总理十分恼怒，下令必须尽快破案，而当凶手被抓获后，在场人无不表示震惊。

1966年2月2日上午10点，北京的天有些阴。

人民大会堂北侧二楼的会客厅里，暖气很足。

周总理正和几位外宾谈笑风生，翻译在一旁轻声转述。

桌上的茶杯冒着热气，茶香混着淡淡的香水味。

10点10分，一声清脆的碎响，打破了宁静。

服务员迟秀英正端着托盘走过走廊。

她停下脚步，耳朵里嗡嗡作响。

她以为是自己听错了，皱着眉四处张望。

直到看见那扇双层玻璃窗，她的脸“唰”地白了。

外层玻璃上，一个圆圆的弹孔，像只眼睛，盯着她。

内层玻璃也裂了，裂纹像蜘蛛网一样散开。

她手里的托盘“哐当”一声掉在地上，杯子摔得粉碎。

“枪！有枪！”她尖叫起来，声音抖得不成样子。

保卫人员冲了过来，围住了那扇窗户。

他们小心翼翼地拨开玻璃碎片，在两层玻璃之间，找到了一颗弹头。

5.6毫米口径，小口径运动步枪弹。

消息很快传到周总理那里。

正在和外宾交谈的总理，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他挥了挥手，让翻译继续，自己起身走到门口。

“怎么回事？”他的声音不高，却带着一股威严。

保卫部长于桑跑过来，脸色苍白地汇报。

“总理，是枪，一颗子弹打穿了两层玻璃，弹头在里面。”

周总理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人民大会堂是什么地方？”

“这里是国家的心脏，是接待外宾的场所！”

“必须尽快破案！查！给我查到底！”

他的声音不大，却让在场的每个人都感到了压力。

公安部当天就成立了专案组，组长是副部长于桑。

专家们仔细检查了现场。

子弹是从西北方向射来的，距离大约400米。

弹头的膛线痕迹很清晰，是捷克造的小口径运动步枪。

专案组立刻在人民大会堂西北方向400米范围内排查。

一家一家地问，一户一户地查。

查到南长街44号大院时，有了发现。

传达室的保安说，前几天看到有孩子在院里打枪。

他觉得危险，就把枪收了起来。

那是一支1898年产的捷克式运动步枪，5.6毫米口径。

和击中大会堂的子弹，一模一样。

“谁开的枪？”专案组的人眼睛都亮了。

“李达将军的儿子，李迪民。”保安低声说。

李达，开国上将，时任国家体委副主任。

李迪民，16岁，高中生。

专案组的人都愣住了，面面相觑。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个胆大包天的“凶手”，竟然是个半大孩子。

他们找到了李迪民。

男孩穿着蓝色的校服，低着头，手指不停地绞着衣角。

“那天，你是不是在院里打枪了？”办案人员尽量让语气温和些。

李迪民的肩膀抖了一下，点了点头。

“打什么了？”

“鸟……打麻雀。”他的声音细若蚊蝇。

“打哪儿了？”

“就……就院子里的树上，有好多麻雀，叽叽喳喳地叫。”

“然后呢？”

“我开了一枪，鸟没打着，子弹不知道飞哪儿去了。”

他抬起头，眼睛里满是恐惧。

“我……我不是故意的，我不知道会打到大会堂……”

他的眼泪“唰”地流了下来，哭得撕心裂肺。

“我错了，我真的错了……”

专案组的人都沉默了。

他们拿着枪，做了弹道实验。

结果和现场的痕迹，完全吻合。

这起轰动全国的人民大会堂枪击案，竟然是个意外。

一个16岁的孩子，为了打麻雀，无意中把子弹射进了人民大会堂。

消息传到周总理那里，他也愣住了。

他沉默了很久，才缓缓开口。

“孩子不懂事，无心之过。”

“教育为主，不要追究刑事责任。”

“但枪，必须没收。”

“另外，要以此为戒，加强全国的枪支管理。”

在场的人都松了一口气。

他们原本以为，这个孩子肯定要受到重罚。

没想到总理这么宽宏大量。

李迪民的父母，带着他给周总理道歉。

周总理拍了拍男孩的肩膀。

“以后不许再玩枪了，太危险。”

“这次是运气好，没伤到人。”

“要是伤了人，你这辈子就毁了。”

男孩用力点头，眼泪又掉了下来。

这件事，成了人民大会堂历史上唯一一次枪击案。

也因为这件事，国家开始加强枪支管理。

后来，《枪支管理法》颁布，私人持枪被严格禁止。

很多年后，有人问起这件事。

李迪民总是说，那是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

他说，他永远忘不了周总理的话。

也永远忘不了，那颗差点酿成大祸的子弹。

参考信息：《史海钩沉:1966年人民大会堂枪击案始末揭秘》·中国新闻网·2006年7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