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绮梦飞烟。本文为历史案件纪实复盘,事件发生于对应案发年份,仅作以案普法、警示参考,还原案件始末,深挖腐败背后教训,以案普法,警钟长鸣。
县域、旗县一级的主官,是政策落地到基层的关键一环。手握项目审批、人事调整、资金分配的权力,位置不大,权责分量很重。内蒙古通辽奈曼旗原旗委书记王广权贪腐一案,就是典型的基层“一把手”腐败案例。该案在2018年查办宣判,经审理查实,王广权受贿总额625万元,法院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和很多动辄上亿的大案相比,这笔涉案金额不算最高,但发生在旗县治理一线,折射出基层主官权力监督的短板,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在全国同类县域岗位中,具备很强的警示意义。
很多人看待基层一把手腐败案件,容易简单归结为个人贪欲。仔细梳理王广权的犯罪脉络能够发现,他的受贿行为,大多依附在地方发展的日常事务之中,隐藏在招商引资、工程建设、干部调整、补贴拨付这些常规工作流程里。这种嵌入地方发展环节的腐败,隐蔽性更强,平时不容易被察觉,对一个地方营商环境、干部风气的侵蚀,是慢慢渗透的。
王广权在担任奈曼旗委书记期间,是当地名副其实的“一把手”。旗里重大项目落地、财政资金安排、干部提拔任用、工程项目发包,很多事项都需要他把关表态。不少商人、本地企业经营者、想要谋求职务调整的干部,都把打通关系的突破口放在他身上。行贿人抓住的心理很现实:想要项目顺利推进、拿到工程、获得政策扶持,需要主要领导点头关照;一些干部想要岗位调整、评优晋升,也希望得到一把手的认可。
行贿的方式,也贴合基层的特点,并不是一次性大额交付。很多是分多次、在多年时间里慢慢收受,有的借逢年过节的名义送上财物,有的在项目洽谈、考察出行期间送上好处,有的在事成之后以感谢费的形式兑现承诺。长期零散的收受,会慢慢模糊纪法红线。一开始,当事人可能还存在侥幸心理,觉得人情往来无伤大雅;时间久了,底线不断后退,把手中公权力当成交换利益的筹码。日积月累之下,受贿数额累计达到625万元。
从查实的犯罪事实来看,他的受贿事由主要集中在两个板块。第一块是工程项目与企业扶持领域。一些本地以及外来投资的企业,想要承接奈曼旗范围内的基建项目、产业配套工程,或者申请产业补贴、用地支持,便主动向王广权输送好处,换取他在项目评审、审批环节上的倾斜。在他的干预或者关照之下,部分企业在竞争中获得优势,公平竞争的市场规则被打破。其他合规经营、不愿走歪路的市场主体,机会被挤占,地方营商环境受到直接损害。
第二块是干部人事方面的请托。部分基层干部,不把精力放在踏实干事、做出实绩上,反而想着通过送礼行贿的方式,寻求领导关照,谋求岗位调整、提拔晋升。一把手掌握人事建议权,一旦权力失去约束,就容易滋生买官卖官的风气。这种风气扩散开来,会直接打击踏实肯干干部的积极性,让单位内部形成“不靠实绩靠关系”的不良导向,破坏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
案件查办过程中,纪检监察机关顺着线索固定证据,调取银行流水、转账记录、相关项目档案、谈话笔录,逐一核实每一笔受贿事实,厘清利益输送链条。所有涉案金额、请托事项一一对应,形成完整证据链。案件移送起诉之后,法院开庭审理,结合王广权的受贿数额、犯罪情节、是否主动退赃、认罪悔罪态度等情节综合裁量,依法作出判决:以受贿罪判处王广权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罚金,涉案赃款依法予以追缴。
判决落地,意味着这一起基层一把手腐败案件画上句号,但留给基层治理的思考,远没有结束。我们可以从法律层面先理清一个关键点:受贿罪的认定,核心不在于行贿是以什么名义送出财物。不管是打着过节问候、人情感谢的幌子,还是事后答谢,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财物,就符合受贿罪的构成要件。很多落马干部都栽在这个误区里,分不清正常人情往来和权钱交易的边界。正常的亲友交往,不存在权力交换;而只要附带请托事项,依托职务身份换取便利,无论包装得多委婉,本质都是权钱交易。
和厅局级、高级干部的贪腐案件相比,旗县委书记这类基层主官腐败,有几个独有的特点。首先是接触面广,权力直接下沉到乡土、企业、基层站所,一举一动都直接影响普通群众。大型项目腐败伤害的是大额国资,而基层一把手的权力滥用,会传导到修路、饮水、乡村产业、惠民补贴这些民生项目上,最终影响老百姓切身感受。其次是圈子相对固定,地方熟人社会特征明显,人情关系盘根错节,监督容易受到人情干扰。熟人说情、打招呼,是基层监督经常遇到的阻碍。第三,很多事项的决策权高度集中在一把手手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如果执行流于形式,班子其他成员不敢发声、不愿监督,就很容易形成“一言堂”。
这也是本案最值得深挖的教训:集体决策制度不能停留在纸面。按照规定,重大项目安排、大额资金使用、重要人事任免,都应当经过班子集体研究讨论。但在现实里,部分地方存在程序走过场的现象,议题提前由主要领导定调,开会只是走流程,其他班子成员碍于身份,不愿提出不同意见。一把手权力过于集中,监督的口子就容易失守。权力越是集中的岗位,越要把集体决策落到实处,保证每一项重大事项都充分讨论、有据可查,杜绝个人说了算。
结合这个案件,我们可以提炼几条能够落地的防控举措,针对县域、旗县一把手权力监督:
第一,细化“一把手”权力清单,厘清权责边界。把旗县委书记哪些事项可以直接批示、哪些必须上会集体研究、哪些只能履行监管职责不能干预具体招投标和评审,全部列明公示。压缩自由裁量空间,减少模糊地带,避免领导干部借“统筹推进工作”的名义,插手干预工程、项目和人事。同时建立插手干预登记备案制度,如果领导对具体项目、人事打招呼,相关工作人员要如实记录,留存备查。
第二,优化基层项目全流程闭环监管。针对乡村基建、产业扶持、财政补贴这类高频腐败领域,推行项目立项、招投标、验收、资金拨付分段把关,不同环节由不同部门负责,相互制衡。同时引入第三方审计常态化抽查,不只是完工之后审计,中期也要开展核查,尽早发现异常,防止项目里面藏着利益输送。
第三,完善干部选拔任用全程纪实机制。干部推荐、考察、讨论决定各个环节,全程留痕。谁推荐、谁发言、谁表态全部记录在案。一旦后续发现带病提拔、权钱交易的问题,可以倒查责任,倒逼人事工作依规开展,斩断依靠行贿谋求职务晋升的通道,树立凭实绩用人的导向。
第四,拓宽基层监督渠道,弱化熟人社会带来的监督阻力。不少群众、企业经营者担心举报之后被打击报复,不敢反映问题。一方面持续用好信访、举报平台,保护举报人信息;另一方面,定期开展营商环境走访,面向本地企业收集问题线索,鼓励市场主体反映领导干部违规干预经营的情况。同时用好巡察利剑,对旗县、乡镇开展常态化巡察,把一把手作为巡察监督重点对象。
第五,常态化分层开展纪法教育,重点盯住县级、旗乡两级主官。很多干部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参加学习多是泛泛的理论学习,缺少针对性的同类案件警示教育。可以选取本地或者同类型地区的基层一把手案件,定期开展复盘学习,让干部看到身边人的前车之鉴,认清人情陷阱,主动划清和商人老板的交往界限。政商交往不是不能来往,但交往要有底线,不能勾连在一起进行利益交换。
第六,强化班子内部监督,落实好民主生活会、批评和自我批评制度。引导班子成员摒弃“老好人”思想,对于明显不合规的事项敢于提出意见。同级监督是监督体系里很重要的一环,也是基层监督里相对薄弱的一环。同级监督做实了,可以在早期就制止苗头性问题,避免小问题演变成严重的职务犯罪。
我们也要客观看待,基层主官承担着繁重的发展任务,推动产业、争取项目、带动地方增收,本身是岗位职责。干事和腐败,二者有着清晰的分界线。干事创业,是依照制度规则、公开公平推进工作;腐败,是利用手中职权,优先满足行贿人的私利,牺牲公共利益和公平秩序。鼓励干部担当作为,绝不等于可以放宽纪律底线,容错纠错机制,保护的是依法履职、无心失误的干部,绝不包容以权谋私的行为。
王广权的经历,也是一次很现实的警示。一个主官,能够走上旗县委书记岗位,组织付出了培养成本,自身也付出过努力。但是在权力面前没有守住初心,一点点被利益裹挟,最终身陷囹圄,政治前途全部毁掉,个人家庭也承受巨大代价。625万的赃款,换来十年六个月的刑期,这笔账无论怎么算,都是得不偿失。
近些年,纪检监察机关持续紧盯“关键少数”,尤其是县处级一把手,就是因为这个群体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管住一把手,就能带动一个班子、一个地方风气向好;一把手失守,很容易带动一片,滋生连锁式腐败。持续扎紧制度笼子,就是要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领导干部习惯在监督之下开展工作。权力不是个人私器,只能用来服务公共事务,任何想要拿权力换取私利的行为,最终都会受到法律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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