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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东归,历尽磨难,只为找到党——西路军参谋方震的寻党之路

1937年4月,我和刘俊秀,还有一名14岁的小勤务员,一共三个人,刚从祁连山走到平川,就看见马匪军和国民党地方政府贴出的布告,上面写着:凡发现"共产"人员,一律捉拿,送交部队或地方政府;不捉、不送、不报的,以通匪论罪……
听老百姓说,马家队伍和地方民团到处搜捕红军失散人员,已经抓走好几位红军。所以我们一到平川,就定下规矩:白天躲在僻静的地方,绝不露面;等到天黑,才悄悄走进小村庄,一面打听敌情,一面讨口吃的,然后趁夜赶路。这成了我们一路上不变的行动规律。
狐皮大衣换破棉袄
有一天,我们三人走到一片沙漠地带。天快亮了,不能再走,就找了一处低洼的沙沟躺下睡觉。天亮后,发现一个人朝我们藏身的地方走来,是位五十岁上下、衣衫破旧的庄稼汉。他走到跟前,我们问他:"老乡,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他说:"我早上出来拾粪,走到沙漠边上,看见三个人的脚印,心想,怎么会有人到这种地方来?所以过来看看。你们像是红军吧?前几天我就遇到过一个红军,他到我们村里要饭,我还给了他一些吃的。"
我们说:"我们是红军的失散人员,要回黄河以东去找红军,想打听一下马家队伍的情况。"这位老乡告诉我们:"马步芳的部队在东南十几里地驻了一个骑兵连,还有本地民团,常来这一带搜查红军。前些日子,他们捉走了两名红军伤兵。不过前几个月红军路过这里时,对老百姓可好了,和气,买东西按价付钱,找人带路还给工钱,所以没有人说红军不好。"
我们看他是个好人,就对他说:"我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又饿又渴,请你帮我们买点吃的,先给你一块银元。"他说:"我回去想办法,但要等到天快黑才能来。"等到太阳落山,老乡果然拎着一罐小米稀粥、几斤炒熟的黄豆来了。我们三人高兴极了,好多日子没见过熟食,小米粥就着黄豆,又充饥又解渴。我诚恳地对他说:"你帮了我们大忙,十分感激。没有别的东西谢你,我想把身上这件狐皮大衣,换你身上这件棉袄,表表心意。"老乡高兴地脱下破棉袄,换走了狐皮大衣,他说:"太感谢你了,我一辈子也没穿过狐皮大衣。有了这件大衣,白天能穿,晚上还能当被子,太好了。"
决不能当俘虏
离开沙漠后,我们走了好几天夜路。每到一个村庄,就找村边的独户人家,讨口饭吃,顺便打听敌情。一天深夜,我们来到一个大村子边上,叫开一户老百姓的门。一个中年男人打量我们一番,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我说:"我们是红军,想借你家锅灶做点饭吃。"他答应了,叫出家里女人帮我们生火。我们把米袋里仅剩的一点小米面煮成糊糊,三个人狼吞虎咽地吃了。
吃完饭,我们拿出一块银元,请他卖点粮食给我们。他说:"我家一点粮也没有了,明天就没米下锅。原先有点小米,前几天被马家队伍抢走了。你们红军是为老百姓谋利益的好军队,我家要是有粮,送你们一点也是应当的。"我请他到别家去买,他爽快答应。不多久,他带回一升小米。我们觉得一块银元只买一升米太少,请他再去要点,可那户人家不但不肯添,反倒把米要回去、把钱退了。我心想,一旦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又得挨饿,只好再求老乡跑一趟,一块银元买一升也行。老乡说:"我不能再去了,卖米的是有钱人家,怕是已经看出我是帮红军买米的。你们赶快走吧,待久了要出事!"
话音刚落,保长领着两个民团兵,提着马刀闯进门,喝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是'共匪'吧!有没有枪?有没有银元?快交出来!"我和老刘齐声说:"我们是红军失散人员,没有枪,也没有钱。"两人一听既无枪又无钱,恼羞成怒,一把抓住我和刘俊秀,气势汹汹地说:"马家军有布告,凡见到'共匪',就捉去领赏,不捉不送的要受罚。快跟我们走!"
我们说:"我们是红军,是抗日救国、为老百姓谋利益的,我们要回河东找红军,放我们走!"保长和敌兵齐声喝道:"不行,老老实实跟我们走!"我们又说:"要走就走,到了马家队伍那里也没什么了不起。杀了我们,对你们有什么好处?你们想想,当民团还不是受压迫,家里还不是受剥削?"可这些人目光短浅,我们的话听不进去,非要把我们押去领赏。
一出门,两个敌兵把我和刘俊秀推到一处,小勤务员乘机跑掉了。他们一前一后押着我们,保长大摇大摆走在前面。我们暗下决心:拼个你死我活,决不能当俘虏。我和刘俊秀交换了一个眼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先把前面的敌兵绊倒,老刘随即打倒后面那个。保长见势不妙,拔腿就逃。我和老刘夺路而逃,两个敌兵大喊:"来人呀!捉拿共匪!"喊声惊动了全村。我们冲出村子,一直向东北方向飞奔。老刘跑得快,跑了两个钟头,我俩跑散了。
我又急又怕,一边跑一边放声喊:"老刘,你在哪里?"喊了一阵,没有一点回音。我心里想:这十多天,我们从十几个同志变成五个,又从五个减到三个,如今只剩我一个人了。想到这里,心里十分难过。一阵冷风吹来,把我的思绪吹断。我抬头望着星光闪闪的夜空,对自己说:共产党员什么困难都能克服,我一定要排除万难,振作精神,斗争到底。哪怕一路讨饭,也要讨到陕北,找到党,找到红军。
东方泛起一片银灰,天快亮了。远远望见东边山坡上有一大片房子,我也顾不上多想,径直朝山边走去。快到一座小庙前,竟意外碰见了刘俊秀。我高兴得跳起来,紧紧抱住他,笑着说:"你真是个飞毛腿,一闪就不见了。"两人紧紧握手,一股暖流涌过心头。我问:"小勤务员不知跑到哪儿去了?会不会也往这边来?"他说:"这就难说了。"我们都替这个14岁的小鬼担心,找不到我们,他的难处只会更多。
与敌逃兵在一起
我和老刘会合后,沿小路又走了好几个钟头,一个老乡也没遇上。又饥又渴,浑身一点力气都没有,只好坐下休息。中午时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乡赶着一头毛驴迎面走来。我们迎上去搭话:"老乡,你到哪里去?"他说:"我回煤窑去!"接着又说:"听你们口音,像是红军。老君庙里也有两位红军,前几天借了我的毛驴,我今天去牵回来。"我们又问:"他们有枪吗?庙里有多少和尚?"他说:"两个红军有一条长枪,庙里没有和尚。
我和老刘估计那两人可能是失散的战友,决定去看看,直奔老君庙。离庙不远的山下,一个人站在坡上大声喝问:"干什么的?"我们没理,继续往前走,离他几十步时,看清他手里提着一条长枪。他不住喝问,我们也反问他是干什么的,他不答,转身朝庙里喊话。不多时,又走出一人问:"你们从哪里来?"我听出他是河南口音,就说:"我们是红军,从青海来的。"反问他:"你是哪一部分的?"他回答:"我是三十军二六八团的,姓马,团部管理员,你们上来吧!"进庙后,姓马的介绍:"他叫李升,是从马家队伍开小差出来的。你们来了,人多了,活动更有办法。"他正煮着一锅羊肉,老马说:"你们有口福,昨天刚搞到一只羊,今天招待你们。"四人饱餐了一顿羊肉。
我们在庙里待了两天,又遇见三十军的余排长。没过几天,李升领来一个从马匪军开小差的同乡王汉,带来一条长枪。此后,李升、王汉多次提出要拦路抢劫客商,我们坚决不同意,严肃指出:这种想法完全错误,红军战士绝对不能做这种事。李升因此怀恨在心,和王汉密谋抢夺我的短枪,被余排长察觉,及时报告了我和老刘。
几天后,我们在一座早已停采的煤洞里过夜。李升睡我左边,王汉睡我右边,把我夹在中间。睡到半夜,李升几次伸手摸我的枪,我睡得警醒,他没能得逞。第二天一早,我借提水做饭的机会,把李升偷枪的事告诉老刘。我们商量:这里不是久留之地,必须尽快离开;走之前先把李升解决掉,否则会坏事。计划是先把王汉支去平川,再处置李升,埋进煤窑深沟,四人立即离开。
沿着长城向东走
四人离开煤窑,沿着长城朝东走。沿途都是荒无人烟的沙漠和戈壁,水源极少。走了几天,路上又遇见政治部一位姓吕的油印员和三十军一位管理排长,队伍扩大到六个人。
长城像巨人的手臂,一直伸向东方,为我们引路。艰难的行程里,长城成了我们的向导。长城脚下少有人走动,是一条安全路线,走累了就在墩台里歇脚、睡一觉。最难的是找不到水喝,所以每到夜晚,我们就走到离长城最近的小村庄找点吃的,备足第二天的干粮和水。就这样,我们沿长城脚下艰难地走了半个月。
有一天,我们走了七八十里,没喝上一滴水,没吃上一口饭,又渴又饿,精疲力尽。怎么办?我和老刘鼓励大家继续往前走。夜里九点多,我望见前方不远处有火光,赶紧给大家打气:"前面有村庄,加把劲,快走!"走近一看,三个背盐的老乡正围着火堆烤火。
我和老刘忙上前打听村庄情况。老乡说:"这个村子早没人了,没水吃,几年前百姓都搬走了。"我们问:"哪里有水?"老乡说:"离这儿二十多里才有水。"我们说:"哪位帮个忙,领我们去弄水做饭,给引路钱。"一位老乡答应,我们给了他五角银元,他高兴地带一位同志去了。四个钟头后,两人弄回一些水。大家每人喝一口润嗓子,余下的煮成小米糊糊,每人一碗,也给背盐的老乡喝了些。
这时老刘对我说:"天无绝人之路,今天遇到老乡帮了大忙,我们回河东找红军的信心更足了。"老马听了很反感,开口骂道:"妈的,光说漂亮话,一路上都是你和老方说了算,让我们吃了不少苦头。什么回河东找党找红军,少来这套!老子不跟你们走了。"我和老刘当即批评他:"这种态度十分错误,难道你不想回到党和红军的怀抱?"最后我说:"走了一天多路,大家都累了,先睡觉,有意见明天再说。"
可老马不但不睡,反而坐到门口,把枪装上子弹。老刘察觉他神色反常,也不睡了,一边叫醒我,一边从余排长手里拿过枪,对老马说:"刚才你跟我吵了嘴,又不睡,还想动枪吗?你耍态度骂人,还不悔改,想在同志之间互相残杀吗?"老刘一喊,其余三人都惊醒了,老马的阴谋当场败露。
这时我说:"天快亮了,离敌人不远,我们都是红军,内部有分歧可以好好商量,无论如何不能互相残杀。你要是不愿跟我们回陕北,可以各走各的。"老马说:"我和老林路上就商量好了,不跟你们走。"林排长也说:"我愿意跟老马一路走。"老刘说:"既然你们二人不愿同去陕北,各走各的可以。但别忘了自己是红军战士,走到哪里都不能做坏事!"于是,六人分成两路:老马和林排长带一条长枪,我们四人带一条长枪和一支盒子枪,分道而行。
终于回到党的怀抱
我们四人继续东进。走了几天,觉得人多不便行动,四人又分开,我和老刘仍结伴同行。没过几天,我们在兰州东北一个小渡口,坐上老百姓的羊皮筏子过了黄河。
过黄河后,在走哪条路线上,我和老刘又发生分歧:我想走大路,他想走小路,于是两人又分开了。我只能日夜兼程赶路,忽然在一个村庄的墙壁上,看见红军写的大字标语,激动得心跳起来,忙向老乡打听红军驻扎在哪里。老乡说:"还有四十多里,往东北方向走,不到一天就能找到。"我按他指的方向前行,走到平凉以北几十里的一个村庄,果然看见了红军。
我激动万分,拉住一个战士的手问:"同志!你们哪位是领导?"战士一指:"那就是我们连的指导员。"指导员快步走来,我握住他的手自我介绍:"我是从西路军回来的,今天找到了自己的部队,高兴极了!"他握着我的手说:"同志,你辛苦了!你在西路军哪个部队?做什么工作?"我说:"我姓方,是西路军总指挥部第一局作战科的参谋。"他热情地说:"师政治部离这儿不远,三十一军政治部驻西峰镇,援西军司令部、政治部驻镇原县。"晚上,连长、指导员陪我吃饭,还特意加了一盘炒鸡蛋。
第二天,指导员陪我到师政治部。副主任说:"方参谋,你受苦了,我们非常欢迎你。先在这里休息几天,再派人送你去援西军政治部。"他打电话给管理科,送来了两套单军衣、一顶军帽、一副绑带、一双布鞋,我高兴得流下了热泪。
6月13日,我乘汽车抵达援西军司令部、政治部所在地镇原县。这时,从西路军回来的干部已有好几百人,编成两个干部队,我被编在第一队。没过几天,刘伯承司令员接见我们并讲了话,安慰了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