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娱乐资讯网

人口警报拉响:十五年后,会有大量农村宅基地面临“无主”困境?

翻开农村的一本老户口簿,常能看出一个家族人口一代比一代少。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那代人,兄弟姐妹常有四五个,一座老院子背后站着一串合法继承人。到了八零后、九零后,家里多是一两个孩子。

再往下,生育意愿还在走低,家族里的人越来越少。剩下的孩子也大多去了城市。

考学、务工、买房、落户,年轻人一步步把生活搬走,和老家的联系只剩户口本上的一个地址。真正守着老宅的,是五六十岁往上的父辈。

从现在算起的十五年,正好跨过三个五年规划期,也是这批守宅人慢慢老去的时候。按现行规定,城镇子女继承房屋可以登记,但只能修缮加固,不能拆除重建;房屋灭失后宅基地由集体收回。

所以说"无主"其实不准确。证上有名字,院里却没人住,更确切的说法是"有主无人"。空着的代价也不只是一个荒院子。

兄弟多的年代,总有人留在村里接着住,邻里来往靠一扇扇常开的院门维系。现在门一锁就是好几年,村里的人情也跟着淡了。

收回来的地怎么分,也不好办。本村新增人口要盖房,发展产业要用地。分得不公容易起矛盾,盘活过头又可能丢了乡村的根。

好在政策方向越来越明确。今年9月29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表示,宅基地方面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的表述是"严查严防违法违规购买农房宅基地"。同时,进城落户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受到维护,不把退地作为进城落户前提。

一边禁止买卖,一边放开租用。老宅可以租给别人住,但不能卖给别人。

笔者认为,要解决"无主"的问题,与其盯着越来越少的继承人,不如想办法让更多人来用这些房子。人口减少的趋势改变不了,但愿意住进村里的人不一定会少。

这样的人已经出现了:有人带着笔记本电脑住进了田野边,有人把奶奶家空置的老房子重新收拾出来住。

在浙江安吉的田野里,建起了一片现代化社区,和四周的农田对比很鲜明。它叫DN余村,是国内规模最大的数字游民社区之一。

数字游民指的是只要有电、有网、有一台笔记本电脑,就能在任何地方高效工作的年轻人。像这样有了新路新楼、重新热闹起来的乡村,国内还有很多。

年轻人带来的活力,本来就在整体规划之中。2017年以来,国家依托乡村振兴战略,一直吸引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下乡,带动农村经济。

疫情前,一线城市允许远程办公的企业比例较低。疫情后这个比例不断上升,年轻人下乡的兴趣也随之回升。

社区A栋二楼的主工作区是一个半开放的小舞台,适合讨论和办活动。公共区域约4000平方米,51间客房从2023年6月中旬起就已订满。

平时约住110人,最多能住140人。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对2007名青年的调查显示,70.9%的受访青年觉得现在乡村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提高了。

2022年起,DN安吉和DN余村两个社区累计入住约2000人,平均停留58天,平均年龄28岁,以90后为主。2023年以来,00后也多了起来。

他们专业程度高、学历高、收入高,被称为"三高"群体。卓莉是2023年6月DN余村开放时的第一批住客。

她打算长住,自己的住处兼俱乐部会所当时正在建。俱乐部在天荒坪镇银坑村,离社区600米,由两栋小房子组成。

一栋是骑行爱好者的公共空间,配有修车车间,骑完山路可以洗澡、拉伸。另一栋给从大城市来的骑友提供客房。

站在屋顶上,能远眺田野,晚上能看月亮升起。疫情后,骑行在国内迅速升温。

卓莉发现,很多人只在城里骑,可公路车真正好玩的地方在乡村和山区。余村就在天目山脚下,骑三五公里就能进山谷。

这里离上海、杭州也近,路况好,风景美。下乡前,她是会计顾问,在深圳、上海的大型跨国公司做贸易工作。

来安吉前的两年,她每天只有10分钟能走出写字楼,周末去山里骑车是她最盼着的事。骑行路上,她看到乡村在变化。

她这代人从小被教育要好好读书、进城发展。现在城乡差距在缩小,大城市周边的农村生活水平高,环境也管理得好,人们开始考虑来这里追求梦想。

这在10年前是不可能的。她很早就想来安吉创业,但没人可以咨询,一直没动。住进余村后,新朋友的反馈给了她信心。

她7月底到村里,8、9两个月在田边找房子、装修,先办了一个月的快闪活动。当地社区、城市骑友和当地政府的反响都很积极。

访客们说她过着理想的生活,她后来才明白,很多人对农村了解不多,骑到这里才发现乡村这么美。这样的项目,正是DN余村创始团队想孵化的。

他们在泰国清迈、印尼巴厘岛见过不少数字游民社区,觉得国内也有这种需求。2021年,他们建起第一个社区,让原本分散、没人注意的这群人第一次聚到了一起。

海外的同类社区很多是从背包客聚集地自发形成的,没有政府引导。他们的目标是借集体的力量推动乡村发展:已经有一群同样的年轻人在那里,后来的人加入就更容易,在乡村创业的门槛和成本也更低。

余村还吸引了王文这样的年轻人。29岁的王文患有面肩肱型肌营养不良症(FSHD)。

这种罕见遗传病发病率约两万分之一,会让面部、胸部和手臂的肌肉萎缩。他曾在杭州一家帮助罕见病患者的机构工作,也经历过拒绝和歧视。

他觉得在村子里,人和人之间更容易互相信任。他辞职来到余村,想打造个人品牌,让更多人了解罕见病群体。

他在这里开始写书,当了一部学生纪录片的主角,还做起了社交媒体内容。但他说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新朋友。

在杭州时,他有明显的社交焦虑,参加活动总带着目的。在余村,他每天都能遇到不同行业、不同地方的人,这种随意和流动让他很喜欢。

大家在公共厨房一起做饭吃饭,朋友陪他弹吉他、唱歌,几个月下来他身心都放松了。他希望将来给特殊需要人士提供的,正是这样的环境:远离城市的喧嚣,又不会被困在家里。

在四川成都邛崃,曾在安吉当过数字游民的汤鑫晨,想把这种模式带回家乡。按他当时的计划,三个月后村里会建好一座新楼,引进100名年轻人,拎包就能入住。

村里约200名农民中,他是唯一的90后。他的叶绿体家庭农场占地13公顷,分为食物森林、猕猴桃园和柑橘园,种了70多种蔬菜、30多种果树。

他住的房子里种满植物,被叫作"氧吧",既是临时办公室,也是临时住处。他之前是字节跳动的产品经理,负责改善抖音等应用的用户体验。

干了5年后,他决定换个方向。在他看来,农业像一张白纸,可以从小事做起,一步步做成有意义的事。回村快两年时,父母还是不能接受。

刚回来时,他只能对外说自己是回来远程办公的。家里人坦言,当初反对到晚上睡不着,怕别人说他在城里过不下去才回来。

家长的微信状态以前写着"为你感到骄傲",后来不敢再这么写了。但他是独生子,父母还是会无条件帮他,从不阻拦。

早上6点半,工人们就到了,其中有他50岁的母亲李建芬。她每天下地指导,帮着疏果、修枝。她是这支队伍里最年轻的。

这里农民的平均年龄是70岁,年轻人很少留下来种地。所以汤鑫晨先从灌溉入手搞自动化。

果园分成18个区域,以前每两个小时就得穿过果园去切换一次开关。现在把水阀换成电动阀,用独立的太阳能板供电,用4G联网,一套成本不到1000元,响应几乎没有延迟。

这套系统是他和农业科技公司一起做的。他还在测试一款施肥机器人拖拉机。农场大部分种的是红心猕猴桃。

四川是国内第二大猕猴桃产区。他通过哔哩哔哩、小红书卖货,也帮朋友和村民卖。

开始网上销售的那一年,他们只卖优质果,猕猴桃两周左右就卖完了,爱媛柑橘也是这样。那一年共卖出水果30多万斤,销售额约300万元。

他认为,能在网上卖出去只是一半,更重要的是从种植环节保证品质,再通过筛选和标准化把好关。胡秋成就是这样加入的。

准备考研时,她刷到汤鑫晨的招募视频,邀请大家来烤披萨、划船、散步,聊聊乡村和未来。后来两人一起建设食物森林。

比起城市里的外貌焦虑和消费欲望,她更喜欢每天看看山、看看水、看看云的简单生活。汤鑫晨希望更多人才来这里,但村里的基础设施还不够。

他认为乡村振兴的关键是吸引人才,年轻人也同样需要乡村。与其在拥挤的赛道里内耗,不如到乡村找新的机会。

开车20分钟外的蒲江县,是29岁的周迎宇长大的地方。2022年,她说服35岁的丈夫陈乃离开北京,回到农村。

他们住进奶奶老房子的一部分。这座房子建于上世纪80年代,已有40多年,之前一直空着,用来堆农具。

两人重新装修,在原本寸草不生的院子里种上植物,又加了个玻璃房,多花1万元就多出约15平方米的办公空间。他们养狗养鸡,吃自家种的菜和自家鸡下的蛋,冬天靠自己装的柴火炉取暖。

唯一的问题是收入少了很多。在北京时,两人都是硕士。周迎宇在美团做产品管理,陈乃在一家大公司做业务拓展,两人年薪加起来80万元。

他们算过一笔账:就算一路顺利干到40岁,最多也只能攒下500万元,在北京也只够在昌平、回龙观一带买一套小公寓。回乡后,吃饭、房租、交通这些固定开支基本没有了,手里又有积蓄,足够让他们尝试好几年。

他们没有选择种地,而是做乡村博主,靠帮四川小农户向粉丝卖农产品赚佣金。农户不经过批发商,直接卖给顾客,能拿到更好的价格。

2023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约2.5万亿元,比2014年增长近13倍。粉丝多了,外地农民也找上门来。

福建漳州寄来打开就能吃的玉米,新疆寄来小白杏,还有能生吃的"爆浆牛奶玉米"。他们负责试吃、写文案、讲清楚产品的优缺点,再把团购链接发给粉丝,农民按批发价供货、直接发货。

收入虽然不多,但没有上限。到了饭点,两人就去父母家吃饭。周迎宇说,父母和陈乃占了她基本幸福的60%。

辞职以后,夫妻俩才真正了解彼此的工作方式。陈乃说,生活要么深入钻研兴趣,要么丰富阅历。如果不是当初那个决定,他们不会来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