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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给大明挖的坑

“卫所制”是朱元璋画的一张饼。
洪武年间,朱元璋放下过一句狠话:“吾养兵百万,要不费百姓一粒米”。
这话听起来像宣传口号,但它其实是朱元璋对自己那套军事财政方案的总概括。
对,这是一句财政自信。自信到什么程度呢?他真觉得这套方案可以“万世无弊”。
成化年间,有个叫丘濬的重臣写了一本书叫《大学衍义补》,在里面把明太祖夸上了天。大意是说前朝那些制度,要么是沿袭旧朝的老本,要么是临时救急的补丁,都出自官员的临时处置或者臣子的补救建议,唯独我朝圣祖把古今的利弊看得明明白白,自己拍板定下一套统一之法,可以经久遵行,万世无弊。
丘濬写这段话的时间是成化年间(1465至1487年),这时候卫所制已经在崩盘了。一个卫正常编制是5600人,到成化年间能达到一半就不错了,但丘濬依然鼓吹这套制度“万世无弊”,这种反差本身就说明了问题。

制度在纸面上是天才设计,在执行中是一地鸡毛。
卫所制的三大前提
“卫所制”从朱元璋即位起就在全国铺开了。
全大明一共建了三百八十二个卫,管辖面积超过国土一半,统兵二百余万。一卫标准编制五千六百人,下领千户所、百户所。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二月,朱元璋下诏:十之七屯种,十之三城守。
七成军人种地,三成军人站岗。
这套设计的原则是两条。
第一条,身份世袭。《大明律》规定:军、民、驿、灶、医、卜、工、乐诸色人户并以籍为定,诈冒脱免者杖八十。军户从15岁入役,一直到60岁,整整45年,一个人干45年还不够,这玩意儿是永久的。祖祖辈辈都得干四十五年。
军户想脱籍?三条路:家里出了个兵部尚书、男丁死绝、皇帝特批。
第二条,军屯代饷。逻辑更简单,每个军户领五十亩地(因地而异,或百亩、或七十亩、或三十亩),种出来的粮食拿去养兵,兵自己种地养自己,国家不出钱,百姓不出粮,军队自给自足。
听上去是不是很美?
朱元璋宣称“不费百姓一粒米”,本质上并不是省了军费,军费并没有消失。
它只是从现金支出变成了身份锁定。原来国家该付给士兵的饷银、该养的兵员成本全部转嫁到了军户的劳动力上。军户替国家种地、替国家站岗、替国家打仗,国家一分钱不出,还顺手把“省下来的钱”算作自己的政绩。
说白了,这是一笔财政套利。朱元璋把“现金支出换成“身份锁定”,把“显性军费”换成“隐性税负”。
而套利之所以能成立,有三个前提条件:军屯土地不被兼并;军户身份不逃离;货币体系不剧烈波动。
当三个条件都能满足时,这套账是平的,但凡缺一个,账就平不掉了!
事情的结果大家可能都猜到了,三个条件大明最终全部搞丢了,但是全部弄丢的时间大家应该很少猜到:
不到60年。
但你可能会说,这不就是唐代府兵制嘛,兵农合一,自给自足,平时种地战时打仗,确实,朱元璋自己也是这么对标的。
差在哪?
差在退出机制。
府兵制定型于唐太宗贞观十年(637年),核心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在家乡种地,闲时训练,轮到自己番上就进京宿卫。四方有事则命将出征;战事一结束就解散,士兵回各府,将领回朝廷,谁也握不住兵权。
你注意这句“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府兵的土地是均田制下的份地,国家分给你种,你替国家服兵役,役期一过,你还是个普通农民。府兵还有“复除”特权,免徭役,这是激励、是盼头。
卫所制呢?
役皆永充。一旦身份确定,世代为军。兵不散于府,就钉在卫所上,将不归于朝,武官也世袭。土地更不可交易,军屯田是国家给的,你不能卖、不能买、不能脱手。身份不可脱籍。
更关键的是,府兵制下国家还有均田的能力,能把土地分给农民。卫所制下,国家根本不搞均田,只搞屯田,为什么?因为明初的土地早就被兼并得七七八八了,政府手里没田了!想均田也无田可均,这是我国皇权官僚社会后期土地高度集中的死结。
所以府兵制下的府兵有役期、有盼头、有退出,卫所制下的军户从15岁锁到60岁,身份不可脱,土地不可走,子子孙孙把牢底坐穿。
崩盘是迟早的事情。
好,我们现在大概搞清楚了卫所制和府兵制的区别,下一个问题:
三大前提是怎么弄丢的?

第一,军屯土地被兼并了。
军官兼并屯田从永乐之后就开始了。景泰五年(1454年),兵部右侍郎叶盛弹劾总兵、镇守这些内外文武官员,这帮人专门役占官军给自己种地,广种庄田,多的一千多亩,少的也有几百亩。守墩台的人还不如看庄田送饭的人多,拿犁锄的人不比操弓演箭的人少,附近肥饶的土地全被官豪占了,窎远、沙薄、山岗这种烂地才轮到军士。
景泰五年离朱元璋去世才50多年。军官把肥地吞了,军士只能种烂地,种烂地交不够子粒,交不够子粒就要赔,赔不起就只有跑。
第二,军户逃亡了。
正统三年(1438年),还是叶盛在《水东日记》里算了笔账:全国卫所官旗军人实有1624509名,另外事故(逃亡、死亡等)1633664名,事故的人比在册的人还多。
正统三年离朱元璋去世才40年,军籍人员跑了一半。
这还只是全国平均数,具体到矛盾尖锐的地方就更严重了。
弘治年间右御史白昂上奏说“方今天下卫所士卒,十去其五”,到了弘治末年,天下卫所官军原额二百七十余万,岁久逃故,尝选民壮三十余万。原额270万的兵,跑得只能靠30万民壮来凑数。
第三,货币体系也失稳了。
卫所制的经济基础是实物征收。军屯收子粒,子粒再养兵,这套逻辑成立的前提是实物经济稳定。到了明代中后期,白银化浪潮席卷全国,一条鞭法把赋役全面折银,军屯的实物征收逻辑被彻底搅乱了。
正统二年(1437年)确定余粮六石的科则后,屯田子粒稳定在二百七十万石左右;成化年间达到三百八十万石;弘治年间降到二百九十余万石;到了正德年间(1506至1521年)断崖式下跌,只剩一百零四万余石,相比最初跌掉了六成。
到了这里,大明各基层官僚终于坐不住了,于是大家决定奋发图强,携手……
做账!
到了嘉靖、隆庆(1567至1572年)年间,大明出现了农业奇迹,屯田子粒数据“恢复”到了成化水平,万历《明会典》甚至记了四百三十五万石的“见额”。
正经点说,正德年间的数据已经流于具文,后面的“恢复”也是纸面文章,数字必然是假的,是地方卫所为了应付考核虚报的。

好消息,学大唐成功了。坏消息,是募兵制

曾在浙江主持抗倭的谭纶说过一段极其有名的话:人还在城里,但精锐全去干别的了。当吏员、当商人、当艺人、当军官家丁、当识字先生帮人放跑军士收常例,剩下补伍食粮的全是残疾老弱。
这叫卫所?这叫军队?
三根柱子全塌了。土地没了,人没了,钱也没了。
接下来怎么办?
募兵。
募兵制从宣德、正统年间就开始了,最初大规模推行是为了弥补土木之变损失的兵额,到嘉靖年间改组京营,募兵制正式成为国家兵役制度。
卫所制是身份锁定加土地代饷,军费不出财政表;而募兵制就成了明码标价加银两付饷,军费全进财政表。卫所制下,国家养一个兵的成本理论上为零;募兵制下,养一个兵的成本是实打实的银子。
万历中期(1573至1620年)以后,经制募兵和战时临时募兵的数量都在增加,加上自援朝战争开始、明清战争继续扩大范围的单兵厚饷,明末军费急剧扩张,可国家收入大头是屯田粮和民运粮,都是实物,收进来的不是银子,但发出去的却得是银子!这个错位只能靠年例银(中央财政拨款)来填,年例银不够就加税,加税自然只能加在农民身上。
募兵越多,财政越紧;财政越紧,卫所越烂;卫所越烂,越依赖募兵。
但问题远远不止于此,明末募兵占比已经超过一半,但战斗力不升反降。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饷发不出来。
朱元璋想走的捷径
朱元璋设计了一套聪明的财政套利方案:把军费转嫁到军户的劳动力上。但短短60年内,军官兼并了屯田,军户跑了干净,白银化搅乱了实物征收。
当然,本文这套的推理可能略显简化,明代财政崩解还有宗禄膨胀、小冰期气候、外患升级等多重次要因素叠加,卫所制并不是唯一变量,但从洪武到崇祯,军费从财政表外回到财政表内,这套财政套利从精算变成烂账是贯穿始终的主线。
套利套不住的时候,只剩募兵一条路。募兵要银子,银子从税收来,税收从农民身上来,农民被税逼跑了,税基就更小,募兵就更不够。
明朝的“穷”只是表象,朱元璋用身份世袭和军屯代饷把军费从财政表上抹掉的时候,也把改制的可能断绝了。后世皇帝想改?改军屯就得动军官的庄田,改军户就得动祖宗的祖训,改财政就得动整个官僚体系。
你会发现谁也动不了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