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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养老金“不如低保”,伤的是一代人的尊严

低保是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目的是兜住生活的底线,不让任何人掉下去;养老金则本该让劳动了一辈子的老人站得住、活得像样一些。

可在许多地方,农村低保的平均标准已达到每人每月629.1元,而不少农村老人领到的养老金只有一两百元,远远低于低保标准。

农民养老金“不如低保”,伤的是一代人的尊严。

这份难堪,不只在于钱少,更在于一辈子的付出,换来的保障还不如一份救济。如果要问当下哪个群体活得最艰难,很多人会想到六零后的农民;排第二的,大概是1985年到1995年出生、原生家庭在农村的中青年。

这两代人往往就在同一个家庭里:父母留在农村,孩子靠读书进城,却要同时承担房贷、育儿和四位老人的养老。相关消费调查也显示,低收入农村中老年人的预期最弱。

其中最难的,往往是老人的养老,因为农村老人最主要的依靠,仍然是子女。看一张来自劳动统计年鉴的图,最上面一条线是机关事业单位的养老金,中间一条是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最下面那条几乎和横轴贴在一起的黑线,就是城乡居民养老金。

从已公布的地方统计数据看,城乡居民养老金月人均待遇仍只有几百元,与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存在明显差距。

即便按平均数看,不少农村老人每天能支配的养老金仍然很少。农村养老金的构成并不复杂。

一块是基础养老金,由中央、省、市、县根据各自政策和财力确定,有的地市会自己再加一点;另一块是个人账户,里面装着农民每年缴的保费、政府给的补贴,以及集体补助、社会资助和利息。

到了六十岁,把账户里攒的钱分成139份,每月领一份,再叠上基础养老金,就是老人一个月的全部收入。

决定大头的,是基础养老金。

基础养老金的高低,取决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支持能力,以及各地的政策安排。

上海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已提高到每月1555元,北京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也处于全国较高水平。

多数地区仍明显低于沪京,地区财政能力直接影响待遇水平。

个人账户这部分,政府补多少,要看自己交多少。

以合肥为例,按照安徽省现行政策,一年交三百元,政府补贴五十元;一年交两千元,政府补贴两百元。

越有钱的人交得越多,拿到的补贴也越多;越穷的人越交不起,补贴也越少,颇有几分“马太效应”的意味。

制度实施时距60岁不足15年的,应逐年缴费,也允许补缴;制度实施时已经年满60岁、此前未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待遇的,可不用缴费直接领取基础养老金,但其符合参保条件的子女应当参保缴费。

也许是因为农民老实,不是政策的制定者;也因为在当年制定政策的人眼里,农民本来就有自己的养老办法。

设计养老制度时,社会人群大致被分成三类:机关事业单位人员为国家工作,过去养老主要由财政保障,替代率据说能达到八成左右,2014年10月起开始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逐步向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制度转变;企业职工过去有不少人在国企工作,部分人在养老保险制度建立前参加工作,符合国家规定的连续工龄可以视同缴费,相关养老待遇由养老保险基金和财政等渠道按照制度规定承担;第三类是农民,在九十年代的视角里,农村有地,有地就有生产资料,至少饿不着,在钱不宽裕的情况下,只好先委屈一下农民。

所以,在2009年以前,农村已经有过养老保险探索,但覆盖面和保障水平都比较有限。直到2009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才开始试点,中央确定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是每人每月五十五元,一天不到两块钱,一年六百六十元。

这样的安排真的合理吗?企业职工里,有不少人的工龄是视同缴费的,理由是他们为国家做出过贡献;那农民的贡献少吗?

九十年代以前,国企职工的养老保障主要由企业劳动保险制度承担,而国企的发展和利润积累,也与当时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的粮食、劳动力和积累密切相关。

这就要说到城乡之间、工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

粮食统购统销始于1953年,农业合作化随后加快推进。农业为工业化提供了粮食、劳动力和积累,这段历史不能被轻描淡写。

另一头,国企生产的农机、化肥等工业品,在当时的计划价格体系下,也存在工业品价格相对偏高的情况。工农产品之间的价格差异,使农业在工业化初期承担了重要的积累任务。

可以说,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桶金,是靠农民勒紧腰带攒出来的。

学界对具体规模的测算差异很大,但农业剩余支持工业化,是公认的历史背景。

2006年农业税全面取消以前,农民曾经承担农业税以及农村税费改革前的‘三提五统’等费用,乡村公共事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农民筹资。

一些地区税费负担和摊派曾经很重,农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受到明显挤压。

职工养老缴得多、领得多有缴费基础,但社会保险还承担二次分配和兜底功能。

社保的意义恰恰在于二次分配。如果只讲谁交得多谁就拿得多,真正缺钱的人反而最难得到保障。

新闻里时常能看到,六十多岁的农民工偷偷改身份证上的年龄,只为了还能去工地干活,因为一些工地对满六十岁的工人设有年龄限制。

他们不想钓鱼、旅游、享清福吗?

不是不想,是没办法。城里人说,给退休职工涨养老金挺好,父母的钱最后也是给子女花,等于交出去的社保又回来了;可站在农村孩子的角度,是另一番景象:自己每月缴上千元的社保,养的是城里人的父母,谁来养自己农村的爸妈?

等自己老了,又有谁来养?给农村老人涨养老金的呼声,其实来得太迟了。

如果给上亿农村老人每月增加一千元,按一亿人计算,一年就需要1.2万亿元,必须有稳定财政来源。

大约相当于职工养老金一年上调3%所需要的钱;一年的出口退税有一万八千亿元,一千五百亿元还不到它的十分之一。

只是随着土地财政降温,这个愿望看起来又遥远了一些。

把这些放在一起,就能理解“不如低保”为什么伤人。低保是“救急”,申请时要核查收入、核查家庭财产,领的人往往要承受旁人异样的眼光;养老金本该是一份“应得”,是对一辈子劳动的承认。

当一位交了几十年公粮、出了几十年义务工的老人发现,自己按时领的养老金还不如一位失去劳动能力者的救济,心里的落差不难想象。很多老人年轻时最能吃苦,习惯了忍、省、不麻烦孩子,可社会不能因为他们会忍,就默认他们应该一直忍下去。

2026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再提高20元,达到每人每月163元,各地实际发放标准还可能更高。

但要真正挽回这份尊严,至少要让农村老人的养老金在一个可预期的时间表里,先追上当地的低保标准,再逐步走向更体面的水平;对基础养老金特别低的中西部省份,中央财政要承担更大比例;同时把农村医保的报销水平提上去,别让一场病就把老人拖垮。

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在于它强盛时跑得多快,而在于它怎样对待那些已经跑不动的人,尤其是曾经扛过最重担子的人。农民要的并不多,不过是年轻时流过的汗,别在晚年变成一笔开不了口的债。

把养老金从“不如低保”提到“像样的养老”,补上的不只是钱,更是一代人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