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孙元良在兵团部大摆宴席，邀请师以上将领参加。见应者寥寥，孙元良杀心大起，准备将策划起义的董宋珩等人捕杀。

1949年的四川，空气中弥漫着一股肃杀的紧张感。大势已去的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而川鄂边界的第十六兵团正成为这支失败者大军中最后的挣扎力量。然而，在表面的平静下，风暴正在酝酿。

12月中旬的一天，第十六兵团司令孙元良在广汉驻地大摆宴席，邀请师以上将领参加。大厅灯火通明，酒菜齐备，但宾客却寥寥无几。

孙元良端着酒杯，心情愈发阴沉。他表面上维持着和气的笑容，内心却早已杀机暗涌。他知道，不出席的人背后定有不为人知的阴谋，而这些阴谋，足以颠覆他的权威。

不久前，孙元良听闻兵团内部酝酿起义的风声，而这场宴席正是他的试探。他想看看究竟有多少人还在听命于他。然而，空落的座席让他意识到问题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作为黄埔军校一期生，孙元良曾在抗战中风光无限，参加过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等著名战役。然而，随着解放战争的失利，他的辉煌已成过去，十六兵团内部的士气也随着一场场败仗逐渐崩塌。

宴席结束后，孙元良召集亲信，暗中下令严密监视副主任董宋珩和副司令曾甦元。传闻两人正秘密谋划带领部队起义，这让孙元良感到极大的威胁。他明白，一旦失去控制，他和第十六兵团的命运都将走向深渊。

董宋珩此时已察觉孙元良的不安和敌意。他是四川蒲江人，出身贫寒，靠着过人的聪慧和坚韧进入保定军校，逐步成为川军的重要将领。

在抗战期间，他随川军出川抗日，屡立战功。然而，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腐败，他对旧有体制愈发失望。面对解放战争中不可逆转的颓势，他与曾甦元一拍即合，决心带领兵团将士走向和平。

12月24日，董宋珩决定抢在孙元良动手之前采取行动。他将兵团部迁至什邡，并命令兵团的两大主力军撤往该地。这一举措削弱了孙元良的掌控力，同时为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了确保成功，曾甦元亲自起草了一封信，送至孙元良手中。

信中言辞直白，毫不妥协：“全兵团上下皆愿走和平之路，您若赞成，便共谋大计；若反对，则后果自负。”孙元良读完信后，脸色铁青。他知道，自己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再试图强行控制局面无异于自取灭亡。

那个夜晚，孙元良在房间内反复踱步，最终做出了选择。他连夜以“汇报军情”为由，悄然登上前往成都的飞机。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将军，就这样以一种狼狈的方式结束了在第十六兵团的最后统治。

第二天，在什邡，董宋珩和曾甦元正式宣布第十六兵团起义。他们向中央军委发出通电，表明归顺解放军的决心。消息传来，解放军西南军区对此表示热烈欢迎。这一兵团的起义不仅避免了四川地区的一场激烈战斗，也使得六万余名士兵免受战火的威胁。

起义后的第十六兵团被迅速改编为解放军的一部分。董宋珩担任司令员，曾甦元任副司令员，部队的编制和将领基本保持不变。这场兵不血刃的转变，让整个川鄂地区的局势迅速明朗，标志着国民党在西南地区的全面崩溃。

然而，起义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50年，第十六兵团内部发生了顽固分子裴元俊领导的叛乱，企图将部队拖入山中继续内战。此时，贺龙亲自指挥清剿行动，他命令包围叛乱部队，并要求士兵自觉交出叛乱头目。最终，在广大士兵的支持下，叛乱迅速平息，裴元俊等主谋被依法处决。

孙元良的逃亡为他保住了性命，却无法改变失败者的身份。他最终流亡台湾，晚年退隐商界，而第十六兵团的起义则成为他军事生涯中最鲜明的注脚。与之相对，董宋珩和曾甦元的选择，为川鄂地区带来了和平，也为成千上万的士兵和百姓争取到了新生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