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以色列政局如何变化，还是阿拉伯政党名单的选举结果，都不应让人对犹太复国主义殖民政策会发生转变抱有期待。本文中，哈立德·巴拉卡特深入分析了争夺这一殖民项目主导权的各派力量之间的纷争，并提醒人们警惕那些将巴勒斯坦人的权利置于“由谁来统治我们”这一选择之下的选举幻想。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内部的分裂，揭示了其殖民项目的深层危机。
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其政治与军事结构在管理这片殖民地时，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挑战。然而，将这些矛盾视为一种能够在选举层面承认巴勒斯坦人权利的替代方案，将是一个严重的误判。内塔尼亚胡与其政敌之间的竞争，是在一个排除我们解放前景的殖民共识框架内进行的。
渴望执政的主要力量共享同样的意图：维持对巴勒斯坦的犹太复国主义控制、阻止难民回归、否认我们人的主权。他们的分歧仅在于维持这一统治的手段、政策的代价，以及如何向世界呈现这些政策。艾森科特相对于内塔尼亚胡又能提供什么替代方案？
他与达希耶主义及其建立在集体毁灭基础上的军事观念之间的联系，足以揭穿任何将他塑造成和平人物的努力。他对内塔尼亚胡的批评，针对的是后者发动战争和经营犹太复国主义项目的方式是否有效。这场争斗的对立面，是一些竞相证明自己能更好地服务于该项目的领导。
贝内特、利伯曼、本-格维尔和斯莫特里赫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之间的分歧可能会产生具体的后果，需要我们加以分析，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能为巴勒斯坦提供正义的前景。每个阵营内部都并存着各种策略立场，有时这些立场与其所谓的对手反而更为接近，而不是与自己的盟友更为一致。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是殖民化的延续。
因此，我们必须拒绝一种幻想，即根本性变革可以从犹太复国主义的选举中产生。我们也必须质疑所谓阿拉伯选票能够改变这一政权性质的说法。把左右议会多数的能力说成巴勒斯坦的民族胜利，等于把我们的政治视野压缩为：选择由殖民权力的哪个派别来管理对我们的压迫。
1948年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力量，承担着超越任何选举考量的责任。在种族灭绝进行期间，紧迫的任务一直是组织我们的人、发展其动员能力、对抗那些使加沙毁灭成为可能的结构。等待选举不能替代这些义务，也不能成为得救的承诺。
议会权本身也不等于巴勒斯坦的政治权力。当它的最终功能只是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某一个阵营背书，而这些阵营的领导又公开拒绝依赖阿拉伯政党执政时，我们必须追问：究竟在构建什么样的实际决策能力，又在服务于什么目标。审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作用时，同样需要这种清醒。它对殖民秩序的从属，不会因为某些犹太复国主义领导攻击它而消失。内塔尼亚胡、斯莫特里赫和本-格维尔要求的是更深程度的屈服。他们与民族权力机构之间的争斗，并不能使它变成一支解放力量。
民族权力机构夹在占领方的要求与本民族的压力之间，继续履行着有助于这一体系延续的职能。它的依附性限制了其行动能力，也使它日益远离巴勒斯坦的民族需要。此外，犹太复国主义各派力量的角逐，在其权力算计中甚至没有赋予民族权力机构任何决定性角色。
要理解当前的危机，必须把目光投向投票箱之外。针对内塔尼亚胡未能保障安全、未能在加沙及各地区战线实现其宣称目标的各种指控，正被用作政治竞争的武器。与此同时，这些指控也表达了犹太复国主义项目面临的真实困难。
巴勒斯坦抵抗运动和我们人的坚定，是促成这场危机的根本因素。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动用了规模空前的毁灭手段，却未能将军事优势转化为对其历史矛盾的解决。巴勒斯坦斗争的持续，仍在不断挑战其强加永久统治的企图。
这也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消极等待内部矛盾自行瓦解这一体系。我们人的组织与斗争不可或缺。殖民者的危机打开了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能否发展，同样取决于我们能否以独立的政治立场和清晰的目标去行动。
内塔尼亚胡的下台还可能为一场国际“重塑形象”的操作铺路。一些欧洲政府和阿拉伯政权将试图把另一位领导包装成理性、务实、适合谈判的人物。他们会设法把政权更迭当作新的开端来推销，即便殖民化和对巴勒斯坦人权利的否认仍在继续。
我们必须为这种手法做好准备。一个在西方各国外交界看来更可接受的形象，可以用来重整支持、减轻国际压力，并保障原有结构的延续。那些支撑以色列的国家的责任，也不会因为更换而消失。美国与犹太复国主义项目之间的战略关系，超越了其各届政府的更迭。
我们的回应必须立足于巴勒斯坦人自己的视野：解放、回归与自决。我们的任务是加强全巴勒斯坦以及流散地民众的组织，扩大我们人及其盟友的参与，并加深犹太复国主义实体及其支持者在国际上的孤立。国际团结在这项任务中有着具体的作用：对抗那些使殖民化和种族灭绝得以延续的政治、军事与经济关系。每一次正常化或形象修复的企图，都必须得到回应，把争论重新拉回到巴勒斯坦人的权利，以及那些侵犯这些权利者的责任上来。
我们同样必须避免让追责的要求局限于针对内塔尼亚胡腐败问题的内部司法程序。我们的斗争涵盖的是针对我们人的罪行，以及制造这些罪行的结构。我们所要求的正义，远远超出一位统治者下台的范围。
巴勒斯坦人不需要一个新的殖民管理者。他们需要的是解放。这才是应当指引我们斗争的方向：瓦解殖民体系，让难民回归，建立一个从河流到海洋的自由巴勒斯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