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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征缅七年:清军没能打进缅甸都城,暹罗却复了国

乾隆三十四年(1769)十一月,云南边外的老官屯。清军主帅、保和殿大学士傅恒已经病得难以理事,对面是缅军立了几个月、始终没能攻下的一道木栅。就在这个月,双方将领在阵前自行签下停战文书,然后各自回国、各自禀报。七年征缅,到这里收场。而这场战争真正的结局,发生在往南八百公里的地方。
郎世宁绘《乾隆大阅图》(局部),绢本设色,乾隆四年(1739)

一、开战前,清廷并不清楚对手是谁
清代与缅甸的官方往来中断了很久。《清史稿·缅甸传》里有一句很直白的话:顺治十八年(1661)吴三桂入缅索还永历帝之后,“缅自是不通中国者六七十年”。直到乾隆前期,缅甸东吁王朝才遣使入贡一次;而这次入贡之后不久,东吁王朝就被兴起的贡榜(雍籍牙)王朝取代了。
《清史稿》把冲突的起因写得很具体:云南边外的土司一向对缅甸“稍致馈遗,谓之‘花马礼’,由来久矣”,后因缅甸内乱而废弛;贡榜王朝要恢复这笔旧例,边外土司不肯应,缅方于是“遣兵扰其地”。骚扰、索贡、抢掠人口,边境纠纷一路升级。
清缅战前形势示意图。图中黄色为清王朝,绿色为缅甸贡榜王朝,浅绿为暹罗。
清缅战前形势示意图。图中黄色为清王朝,绿色为缅甸贡榜王朝,浅绿为暹罗。云南与缅甸都城阿瓦之间隔着重山,而被缅甸于1767年攻灭的暹罗(都城阿瑜陀耶)在其东南。战争真正的走向,取决于这三个区域之间的关系。(说明:这是现代绘制的示意地图,使用今地名与今国界线,用于显示大致地理位置,并非当时的舆图。图版来源:维基共享资源,公有领域)
冲突最初被当成边地土司纠纷处理。云贵总督刘藻调兵反击,缅军机动灵活,清军战果甚微,但刘藻送到北京的奏折上写的是大捷。乾隆三十年(1765)底,缅军再入云南,乾隆的态度由容忍转为进剿。命令下得很重,仗却打不下去。
乾隆三十一年(1766),大学士杨应琚改任云贵总督。他到任后招抚了一批边外土司,又向缅甸发去檄文,夸张地说天朝有陆路兵三十万、水路兵二十万陈于边境。缅军因此大举出动,清军在铁壁关一线接连失利。
接下来的一幕,《清史稿》记得很清楚。杨应琚接连上奏“杀贼几万人”、对方“震惧乞降”,但清军实际交战的地点却一直在往内地退。乾隆没有被这套说辞骗过去,他用的办法是看地图:
“奏入,帝视应琚所进地图,用蓝笔分中外界,而猛卯、陇川均在蓝线内,疑之。”——《清史稿·缅甸传》
乾隆拿蓝笔在地图上划出内外分界,发现猛卯、陇川这些地方都在蓝线以内。倘若真歼敌万余、敌军乞降,战线为什么会一路内缩?他降旨驳斥,又派人密查。查实后,乾隆把杨应琚逮送京城,赐死;此前被革职的刘藻,已经自刎身亡。
两年之内,两位云贵总督一自尽、一赐死。这在乾隆朝的记录里很少见。
二、明瑞的孤军:从大捷走到粮尽
乾隆三十二年(1767)二月,乾隆把伊犁将军明瑞调来,授云贵总督兼兵部尚书,主持征缅。明瑞出身满洲镶黄旗富察氏,是孝贤皇后的侄子、大学士傅恒的侄子,此前在平定准噶尔、平定回部中立过功,画像曾入紫光阁。清廷为这次出征抽调八旗兵三千、四川兵八千、贵州兵一万、云南兵四千,合计约两万五千人,每兵自带两个月口粮。
紫光阁功臣像》中的明瑞。绢本设色,绘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
明瑞率主力出宛顶、木邦南下,另派参赞大臣额尔登额率北路军出猛密攻老官屯,约定会师阿瓦。
初期的战果是实打实的。十一月,明瑞军抵木邦,渡锡箔江,进至蛮结。缅军依山立十六座营栅,“寨外浚沟,沟外又环以木栅,列象阵为伏兵”。明瑞分兵十二队,亲自冲阵,眼部受伤仍不退;贵州兵王连翻栅而入,攻破一栅,其余各栅的缅军趁夜潜逃。捷报传回北京,乾隆封明瑞一等诚嘉毅勇公。
但胜利之后,账单开始出现。越往缅境深处走,道路越险,草料断绝,随军的马牛大批倒毙;缅军则坚壁清野,把粮储尽数窖藏或烧毁。更棘手的是瘴疠——来自北方的兵丁成批病倒,清军减员中病死的远多于阵亡的。
这时,那条关键的战术差距显露出来。《清史稿·缅甸传》专门记录了缅军的打法:
“若自度不可胜,则急树栅自固,而发连环枪炮蔽之。比烟开则栅木已立,入而拒守。”——《清史稿·缅甸传》
自度打不赢就立刻立栅自守,用密集枪炮压住对手;等硝烟散去,木栅已经立好,守军退进去死守。清军擅长的是骑射和野战,面对这种依托工事、配合火器的守势,攻城久攻不下,野战又抓不住对手。
与此同时,留守木邦的参赞大臣珠鲁讷部被围,粮道被截断,珠鲁讷自刎,总兵胡大猷战死。额尔登额在猛密“阻于老官屯,月余引还”,始终没有赴援。明瑞侦知北路未到,只能改道就食,然后一路且战且退。
乾隆三十三年(1768)二月,明瑞退至猛育,距宛顶粮台还有二百里,被数万缅军合围。军中已杀马骡为食,火药告罄,枪炮打不响。明瑞令诸将分路突围,自己率亲兵断后,力战而亡。领队大臣扎拉丰阿、观音保等一同战死。
关于他的死法,同一部官修史书里留下了两种写法。《清史稿·明瑞传》说:“明瑞负创行二十余里,手截辫发授其仆归报,而缢于树下。”同书《缅甸传》却写着:“俄,明瑞枪伤于肋,呼从者取水至,饮水少许而绝。”一说是自缢,一说是伤重而绝。清方前线的战场奏报又是另一种描述。这一段究竟怎样结束,史料本身没有给出统一的答案。
更值得注意的是缅甸一方的反应。《清史稿·缅甸传》记:“明瑞之死也,缅人不知,震其余威,惧再讨。”缅甸人并不知道明瑞已经战死,仍然忌惮清军的余威,怕清廷再来,于是放回被俘的清兵、带去缅方的求和文书。乾隆拒绝了——连折大将,他不肯就此收手。额尔登额被逮送京城,处以磔刑。
三、傅恒的最后一次出征
乾隆三十四年(1769),乾隆押上手里最重的一张牌:领班军机大臣、一等忠勇公傅恒。傅恒是孝贤皇后的弟弟,此前主持过平金川、力主对准噶尔用兵。清廷为这次出兵增调满洲兵、贵州兵和福建水师,乾隆还让阿桂、阿里衮任副将军。
傅恒的准备比前几任扎实。他命人在腾越边外的野牛坝找到造船的木料,调工匠赶造战船,计划水陆并进直取阿瓦。七月誓师出兵,九月战船造成,清军水师在江上击退缅军水军,十月收复此前失守的新街。
但到了老官屯,攻势停住了。老官屯位于大金沙江要冲,缅军以巨木立寨、据险死守,清军昼夜施放枪炮、堆筑炮台,始终没能攻下。而这一带十月以后瘴疠肆虐,副将军阿里衮、水师提督叶相德、总兵吴士胜等相继病死,傅恒本人也染病卧床。他在奏报中写道,前线原有兵力三万一千余人,因疫病流行,此时仅存一万三千有余。
乾隆随后下令撤兵。他给出的理由不是兵力不足:
“缅地气候恶劣,徒伤人众,断难深入。”——乾隆撤兵谕旨
清军撤走时,仅第四次战役倒毙的马匹就达六万一千余匹。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双方在老官屯议和,缅军十四名将领与清军十二名将领作为代表签字画押、互赠礼物。这份停战文书的正式文本没有留存下来,双方向各自君主禀报的内容也不一致,战后的交涉因此拖了二十年。第二年七月,回京不久的傅恒病逝,未满五十岁。
清方记载,为征剿缅甸先后拨解军需银一千三百二十余万两,其中实际支用九百一十一万余两。七年、九百多万两白银,换来一份没有留存、双方说法还不一样的停战文书。
四、真正的结局在八百公里外
如果故事到这里,这只是一场没打好的边疆战争。但这七年,正好压在暹罗的亡国与复国之间。
乾隆三十二年(1767)四月,缅军攻破暹罗国都阿瑜陀耶,立国四百余年的阿瑜陀耶王朝灭亡。奉命救援京都的暹罗将领郑昭(泰名达信,汉文文献中亦写作郑信)未能撤回城内,转而退往东南沿海,以那里为基地重新集结力量。同年十月,他开始北上;十一月,攻下吞武里,光复阿瑜陀耶,随后迁都吞武里,建立吞武里王朝。
达信(郑昭)画像。这是泰国方面流传的历史画像,长期被称作其生前由西方画师所绘,但绘制者与年代未见确证
与此同时,缅军主力被抽回北方应付清军。《清史稿·暹罗传》把这条因果链记得非常直白:
“缅甸酋懵驳既破暹罗,恃强侵云南边,高宗叠遣将军明瑞、大学士傅恒、将军阿桂、阿里衮等征之,缅甸调征暹军自救。……既以缅甸困于中国,郑昭乘其疲敝击破之,国复。”——《清史稿·暹罗传》
“既以缅甸困于中国,郑昭乘其疲敝击破之,国复”——清朝自己的官修史书承认:缅甸被中国拖住,才让郑昭得以趁其疲敝将其击破、恢复国家。乾隆三十五年(1770)十一月,暹罗重新统一。此后缅甸南北两线作战,国力迅速消耗。
不过,把这段因果压缩成“没有清缅战争暹罗就复不了国”,并不准确。清军在云南边境的用兵从乾隆三十年(1765)已经开始,缅甸确实是在南北两线之间来回调兵;但郑昭北上驱逐缅军始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月,那时候明瑞的部队才刚从永昌开拔——复国这件事,主要是他自己带着一支残兵打下来的。《清史稿》记下的这条因果链是可靠的,但它说的是牵制,不是代替。
还有一个常被写反的细节:清廷起初并不承认郑昭。郑昭遣使请求册封,得到的回复是严厉斥责,指责他乘国之危乱“鸱张自立”“僭窃称王”,文书甚至被退回。直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前后,乾隆才转变态度,认为“易姓争据,事所常有”,不必执意拒绝;正式入贡则要到乾隆四十六年(1781)。清廷接受这位华裔新君主,用了十多年。
五、二十年后,缅甸还是来了
乾隆五十三年(1788),缅甸国王孟云遣使入贡;乾隆五十五年(1790),乾隆八十寿辰,孟云再派使团到北京祝寿并请封,清廷正式册封孟云为缅甸国王,定十年一贡。宗藩关系恢复,维持到英国吞并缅甸为止。
乾隆把征缅列进了“十全武功”。乾隆五十七年(1792),八十二岁的他写成《十全记》,又选和田玉刻了一方“十全老人之宝”,此印现藏故宫博物院。他自己的说法是:“十功者,平准噶尔二,定回部一,打金川为二,靖台湾为一,降缅甸、安南各一,即今两次受廓尔喀降,合为十。”其中一件,就是“降缅甸”。
值得一提的是,乾隆为这方印写的《十全老人之宝说》里,有一句不太像自我夸耀的话:武功“不过为君之一事”,如果没尽到君主应尽的全职,那么“十全老人之宝”,“不亦涉自欺与夸而增惭愧乎”。这句自问,与其说是承认仗没打好,不如说他把“十全”的标准从武功挪到了君职上——但用来对照征缅这七年,倒也合适。
至于“缅甸称臣”这件事本身,后来的研究提示要留神文本。法国学者白诗薇研究过台北故宫所藏的一件缅甸文银表文,那是乾隆十五年(1750)东吁王朝末代君主送来的。缅文原意把缅甸君主与清朝皇帝写成一种兄弟关系,而当时译成汉文、收入《啸亭杂录》的版本,通篇是“万邦率服”“臣等愿充外藩”的称臣之辞。同一份文书,两个写法。
乾隆五十五年那次册封,是否也存在类似的改写,目前没有同样清楚的对读材料,不能一概而论。能确定的是:这七年战事在军事上没有达到目标——清军始终没能打进阿瓦,缅甸也没有割地赔款;但二十年后,朝贡关系以另一种方式补上了。代价是七年时间、九百余万两白银,以及从云贵总督到前线主帅的一串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