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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俊 叶海林编辑 |王璇卿审核| 朱依林 陈珏可

图源：GOBAL FINANCE

摘要

在印美关税分歧持续加剧与全球产业链重组的背景下，印度在对外经贸关系中的平衡压力显著增加，其对华经济政策原有的矛盾被进一步放大。自2014年以来，莫迪政府的对华经济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任期强调引入中国资本与技术以助推发展；第二任期在边境冲突和民族主义影响下转向强硬，主动推动脱钩与产业替代；第三任期则在现实约束下试图在“经济自主”与“发展需求”之间寻找新的平衡，对华突出管控式竞争的策略。这种阶段性政策调整的背后，是政策内在矛盾的集中体现。印度在目标上陷入寻求供应链战略替代与对华中间品深度依赖并存的悖论；手段上表现为吸引中国资本技术的选择性合作与防范中国影响力的制度性排斥并行；在方向上对华“防范管控”与对美欧“开放融合”构成双重标准。究其根源，以上矛盾表征均可追溯至印度决策精英层对中国经济影响的深层“认知撕裂”，首先，印度在工业化路径上徘徊于“嵌入式发展”与“自主性替代”两种相互牵制的国家愿景；其次，决策过程受国内官僚及利益集团“开放与保护”的博弈；最后，政治层面深受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驱动的“经济安全化”叙事影响。正是这种深层的认知冲突，使得印度的对华经济政策始终在对抗与合作间反复摇摆，其矛盾特征将长期存在。

关键词：中印经济关系 莫迪政府 “印度制造” 印度产业政策 印美关税分歧

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美国与印度之间围绕关税政策的分歧再度引发广泛关注。2025年7月31日和8月6日，特朗普政府以“印度对美产品关税过高”和“印度直接或间接方式进口俄罗斯石油”为由签署行政令，两项25%关税叠加后，印度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累计已高达50%，创下美国对主要贸易伙伴的最高关税水平。印度痛批美国对印度加征关税等行为“不公平、不正当和不合理”，印方将采取所有必要措施保护其国家利益。除了在经贸和对俄政策上的矛盾分歧外，美国拉近与巴基斯坦的关系，致使美印双边关系急转直下。这场“关税摩擦”不仅使印美关系的“战略伙伴”叙事蒙上阴影，更折射出印度在全球产业链重组与大国博弈格局下的政策困境。莫迪政府第二任期以来，印度试图通过“去中国依赖”的产业政策与“深化美欧伙伴关系”的外交叙事来实现战略自主，但现实中的贸易摩擦却表明，这一战略路径充满矛盾。印美关系遇冷的同时，莫迪政府与中国互动频繁，转向积极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2025年8月18日至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访印期间双方就边界问题达成了10点共识，中印外长会谈达成10项成果。中印两国商定重启边境贸易市场、商定尽快恢复直航、简化签证与投资审批程序、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持续开展冈仁波齐“转山”朝圣之旅等，加之印度总理莫迪时隔七年再次访华并出席上合组织天津峰会，被视为中印关系“回暖”的重要动作。该轮互动虽有助于中印整体关系平稳推进，但是否能走向正常经贸交流仍存在不确定性。从近年来中印经济互动来看，莫迪政府对华政策依然显示出浓厚的机会主义与实用主义色彩，常因时因势采取具有针对性的限制性措施。例如，2025年4月，特朗普政府对各国广泛征收“对等关税”之际，印度商工部长戈亚尔在孟买经济论坛上高调宣称，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印度将借此提升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枢纽地位。为何莫迪政府对华经济政策中总存在自相矛盾之处？而在印美分歧扩大和中印关系回暖的背景下，未来莫迪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是否会有重大调整。在已有研究中，印度对华经济政策常被置于新冠疫情、边界问题、地缘政治竞争、利益冲突、国内利益集团博弈及经济民族主义等多重现实因素下加以解释，其政策轨迹普遍被概括为呈现“安全化”“去中国化”与“对抗性”趋向。本文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尝试超越对政策趋势的单一归纳与预测，聚焦于决策者认知这一视角，旨在揭示该政策在中长期维度下始终蕴含的内在矛盾与张力的根源。

一、莫迪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演变

自莫迪初次执政以来，印度对华经济政策经历了从审慎合作到渐进“脱钩”的演变。莫迪政府在首个任期内一度推动中印经贸合作，吸引中国投资参与“印度制造”建设。然而，随着中印边境局势恶化、国内“自力更生”呼声上升，以及全球产业链地缘政治化趋势加剧，印度对华经济政策逐步转向防范、替代与限制。进入第三任期，这一政策呈现出更为复杂的“选择性脱钩与有限开放”并存的特征，既寻求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又难以完全割裂彼此的经贸联系。因此，梳理莫迪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变迁，有助于厘清其政策张力的阶段性轨迹。

（一）

第一任期（2014-2019）：以开放合作为主

莫迪在2014年以“发展”为纲领上台，其标志性的“印度制造”战略亟需外来资本、技术填补本国产业空白。在此背景下，中国被视为实现经济起飞不可或缺的伙伴。本阶段政策的核心是“经济实用主义”，即搁置地缘与边境争议，专注于从对华合作中汲取工业化所需的生产要素养分。

莫迪政府对华合作的具体实践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高层定调与机制重启。莫迪上任后迅速与中国重启战略经济对话与财金对话机制，并加入中国倡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合作铺设制度轨道。这表明莫迪政府愿意在多边框架下与中国协作，寻求共同的发展机遇。2015年莫迪访华期间，双方签署了涵盖铁路、产业园区等领域的多项协议，展现了务实姿态。其二，以市场换取产能转移。印度政府精巧地运用“分阶段制造计划”，通过梯度提高电子产品进口关税，迫使手机等消费电子产品的最终组装环节必须落户印度。中国的手机品牌及其配套供应链，成为这一政策最积极的响应者。它们带来的不仅是资本，更是一整套相对成熟的制造与管理经验，使印度在短期内迅速成长为全球重要的手机组装基地。其三，投资领域的相对开放。在基础设施、互联网科技等被视为“非战略性”的领域，中国投资得以较为顺畅地进入。

这一阶段时而爆发的边界问题并未影响莫迪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整体合作态度。印度认识到自身在贸易和投资上的机会，愿意深化经贸联系为边境问题降温。比如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印前夕，中印边境就发生了对峙事件，表明边境问题阴云未散。2017年的洞朗对峙更是一度令关系紧张，但双方最终通过外交途径降温，并于2018年4月举行武汉非正式会晤以重建互信。可以说，莫迪第一任期总体上营造着“合作共赢”的积极氛围。

（二）

第二任期（2019-2024）：“脱钩与替代”的系统性尝试

莫迪第二任期伊始，中印经贸关系表面延续合作态势，但隐忧渐增，并在边境冲突后急转直下。2019年莫迪总理与习近平主席在金奈举行第二次非正式峰会，双方甚至在联合声明中提出要探索“制造业伙伴关系”的新倡议。但2020年6月加勒万河谷冲突爆发，莫迪政府迅速转变态度，印度在经济上对中国采取报复性措施，政策从务实合作急转为“脱钩与替代”，经济理性全面让位于安全与政治逻辑。

其一，莫迪政府迅速收紧对中国投资的准入，叫停所谓有“安全风险”的项目，在科技与数字领域与中国“脱钩”，对中国商品加征更高关税，大幅延缓或拒发中国公民签证。其二，莫迪政府积极推动“去中国化”，核心是提升印度自身制造能力，减少对华依赖。2020年，莫迪推出了雄心勃勃的“自力更生印度”计划，政府斥资推出“生产挂钩激励计划”，鼓励本土制造和创新。莫迪还多次在演讲中号召印度民众支持“为本土发声”活动，购买本土产品，实现“自给自足的印度”的梦想。其三，莫迪政府将经济关系与边境问题挂钩。印度外长苏杰生多次阐明印度的新立场：边境局势不恢复和平，其他领域的关系就不可能正常。他指出，中国在边境的作为“撕毁了双方多年来的和平共识”，印度“不可能再像从前那样与中国开展经贸往来”，要求中方首先采取措施缓和边境紧张。这一原则实际上为印度对华经济限制提供了理由和持续性。

在国际舞台上，印度也开始更多地将中国视作“战略竞争者”，在供应链、技术标准等问题上联合“志同道合”的国家对冲中国。经过这一阶段，政治层面对话几乎停滞，中印经贸关系降至冰点。

可以说，安全因素凌驾于经济利益之上成为莫迪第二任期对华经贸政策的基本特征。不过，到第二任期末，由于短期内印度自身产能尚不足，许多中国商品的进口规模不降反升，与中国完全脱钩并不现实。印度也意识到这种对立难以长久，中印开始通过外交渠道尝试降温，为第三任期的政策调整埋下伏笔。

（三）

第三任期（2024年至今）：管控式竞争

2024年6月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在大选中胜出，谋求第三任期成功。与第二任期相比，新任期伊始印度对华经济政策出现一定程度的缓和。促使这一转变的原因，一方面是两国在边境问题上通过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紧张局势相对缓解；另一方面则源于印度国内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国内经济增长与就业压力倍增，激进脱钩政策的经济成本高昂，且从美西方获取的替代性投资与技术未能完全满足预期。此外，美国对印度的关税施压及美巴关系的升温都成为印度加速与中国缓和关系的重要因素。因此，莫迪政府第三任期对华经济政策不得不进行一场“战术性回调”，进入更为复杂务实的“管控式竞争”阶段。

一方面，进行有限的实务性开放与接触。自2024年下半年起，中印高层互动逐步恢复，为双边关系设置了“护栏”。在实务层面，印度恢复了中国公民的旅游签证，重开部分边境贸易口岸，并恢复直航。在投资审查上，也开始有条件地批准个别非敏感领域、能带来技术转移的中国背景项目。另一方面，印度依然保持战略戒备，严格筛选且限制来自中国的投资。以2020年被封禁的SHEIN应用程序为例，时隔五年，印度企业集团信实工业签署了一项长期许可协议，允许SHEIN规避新德里的禁令，使用独立的移动应用程序销售SHEIN平台上的商品。印度商工部长戈亚尔对此回应道，恢复该应用程序需要对北京施加一系列条件，其中包括用户数据必须在印度存储和维护。可见，第三任期的政策调整也着眼于管理和减少风险而非彻底脱钩，通过一定程度的接触来获取经济利益最大化，同时将关键环节风险可控。

图源：Global Times

莫迪政府对华经济政策从2014年以来经历了从热情引入到限制替代，再到管控式竞争的演变。这一变化既受到边境冲突、中美竞争、全球产业链转移、新冠疫情等外部事件的直接冲击，也反映了印度对自身发展利益的重新考量。这一系列政策转变背后的核心经验有以下几点。其一，中印关系对印度而言具有“两面性”，既蕴含机遇也伴随挑战。莫迪政府因时因势因利调整对华经济政策，其态度从友好到警惕再到谨慎接触的转变过程，正是中印经济关系近年来跌宕起伏的缩影。其二，莫迪政府对华开放或限制并非彼此孤立、静态不变的经济政策取向，而是处于动态相互转化的过程中。在莫迪政府对华经济政策中，所谓“开放”或“限制”从未以单一形态存在，而是随着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的演变不断调整。事实上，正是这种限制性程度的阶段性变化，凸显了莫迪政府三届任期内对华经济政策整体战略方向的演进轨迹。其三，边界问题并非影响印度对华经济政策的关键变量。莫迪政府的对华产业政策更多源于其对“产业依赖”与“自力更生”路径的内部讨论，其政策的摇摆实则反映了印度对自身经济发展阶段的判断与调整。事实上，边界争议长期存在于中印经贸关系中，但始终未构成实质性障碍，更多的是被用于莫迪执行经济民族主义的工具与借口。莫迪第一任期内，即便在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印前夕发生边境摩擦，乃至2017年爆发洞朗对峙事件，两国仍通过高层沟通实现降温，甚至在2019年金奈非正式峰会中提出探索“制造业伙伴关系”的倡议。相较之下，尽管莫迪第三任期内边境局势趋于缓和，双方完成脱离接触并恢复常态巡逻，中印贸易关系却未随之回暖，合作前景反而愈发复杂，显示出印度对华政策逻辑与边界紧张并非线性对应。

二、莫迪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矛盾表征

随着印度经济的持续增长以及美西方对印度地缘战略地位的高度重视，莫迪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战略心态正发生微妙转变。较之于建立在高度互信基础上的全面开放合作，印度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通过审慎管控和平衡手段，削弱中国在印度经济中的影响力。在莫迪政府看来，当前全球产业链重构为印度提供了历史性机遇，其具备在特定制造环节取代中国地位的潜力。因此，在这一过渡阶段，印度对中国作为现阶段“世界工厂”的地位，既抱有依赖与借力的现实考量，也伴随着战略性防范与竞争意识，这构成了其对华经济政策中的根本矛盾心理。这种二元性不仅折射出莫迪政府内部政策目标的张力，也反映出印度在当前全球格局中对中国角色认知的矛盾心态。

（一）

目标上战略替代与结构依赖的悖论

莫迪政府对华经济政策最核心、也最深刻的矛盾，体现在其雄心勃勃的战略替代目标与结构性依赖现实之间的巨大错位。这一矛盾在实践中反复印证了一个悖论：印度越是推动对华“替代与脱钩”，其在产业关键领域对中国的依赖反而更为加深。

第一，莫迪政府的核心战略目标是明确的，即在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中系统性地降低对中国的依赖，并力求自身成为中国的替代者，成为新“全球制造业中心”。为实现这一目标，莫迪政府主要从两个方向入手。一方面，通过“生产挂钩激励计划”和贸易保护政策扶持“印度制造”，替代国内和国际上对中国供应的偏好。自2020年启动以来，“生产挂钩激励计划”覆盖电信、家电、纺织、医疗、汽车、特种钢、食品加工、光伏、先进电池、无人机和制药等14个重点产业，几乎涵盖印度对华依赖最深的领域。2025至2026财年，“生产挂钩激励计划”预算比2024至2025财年增长约108%，其中电子和IT硬件行业激励上调56%，汽车与零部件激励增长达713%。这一激励机制与印度高关税、反倾销等措施相配合。自2020年起，印度通过相关预算案将家具进口关税由20%提升至25%，鞋类从25%提高到35%。此后，印度正式对光伏组件和电池分别征收40%和25%的基本关税。与此同时，印度针对中国商品发起的反倾销等贸易救济调查数量激增，使其成为全球最活跃的对华调查发起国之一。根据相关统计，2019—2024年间印度对华发起多起贸易救济调查，相关数量长期居全球之首，远超美国、欧盟等经济体。这表明印度在贸易政策上展现出强烈的防御性与针对性。另一方面，推动“国家激励+外资带动+本土寡头配合”的产业合作模式，争取中低端组装和中间品制造节点嵌入，寻求替代中国在美西方市场的中低端角色。新冠疫情与俄乌冲突以来，美西方积极推进产供链重组，采取“中国+1”策略逐步剥离对中国产业链的依赖。印度政府则利用美西方对华“脱钩断链”之机，配合美国、日本等打造所谓的“弹性供应链”，通过激励计划和优惠政策吸引自中国撤出的产业链与投资。在此背景下，美西方与印度在手机制造、半导体、电动汽车与制药等对华依赖度高的产业展开了深度合作，有选择地推进“部分替代”与“环节重组”。以半导体行业为例，印度耗资百亿规模推出相关半导体计划，旨在吸引国际半导体制造商，支持本地初创企业，并为研发提供激励措施，最终将印度打造为“全球半导体中心”。印度与多方半导体大厂达成半导体封装测试、设计、技术研发和人才培训等多方面的合作，促进半导体生态系统的本土化孵化，减少相关计划的零部件外部依赖。

第二，莫迪政府对华替代政策并未改变结构性依赖的现实，反而遭遇了经济规律的强劲反弹。最直观的表现是，尽管印度持续推进“自力更生”战略，其对华货物贸易逆差始终持续上涨。总体看，2022至2025年中印双边贸易额始终维持在千亿美元以上，但结构明显不对称。印度自华进口长期高位运行，而对华出口稳定在较低规模，逆差随之持续扩大。相关财年印度自华进口规模持续攀升，对华出口规模相对有限，逆差一度创下历史新高。此外，印度产业链高度嵌套于中国。“生产挂钩激励计划”下看似成功的行业，恰恰暴露了这一问题。以成绩最突出的手机制造业为例，印度实现了整机组装的快速增长和出口，但相关贸易逆差却持续扩大。这表明，产值增长主要依赖从中国等国进口的显示屏、半导体、摄像头模组等核心零部件，本土附加值提升有限，产业链“嵌套”在中国主导的上游环节中。

第三，由于缺乏本土供应链，印度在零部件和设备上严重依赖进口，其关键原料和中间品尤其依赖中国供应。在电子元器件、电信设备、计算机硬件、部分工业机械与化工品等领域，中国占印度该类总进口比重普遍处于三成至近五成；而在原料药及药物中间体类别中，中国产品占比极高。这意味着，即便印度在终端产品上推进本地组装与出口，其上游关键中间品与设备仍高度依赖中国供给。除上述大类外，印度对华依存还集中体现在特定关键品和民生品上。在制药领域，印度是全球最大的仿制药生产国，但原料药大量需从中国进口，多种关键原料药对华依赖度极高。在莫迪政府重点发展的电动汽车和可再生能源产业，用于电机和风机的稀土永磁材料，对华依赖度也很高。这些并非普通商品，而是关乎印度支柱产业与能源安全的战略性物资。因此，即便是印度对中国采取全面收紧签证的政策期间，仍会对工程设备、电子产品等战略性制造行业高度依赖中国技术人员开辟“绿色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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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言之，印度试图在产业链的终端进行替代，却无法撼动中国经过数十年积累在中上游形成的规模效应、集群优势与全产业链整合能力。印度相关机构在报告中也承认，印度在利用“中国+1”战略机遇上成效有限。因此，印度对华的替代政策陷入一个两难循环：越是通过补贴和政策壁垒推动“脱钩”，本土产业对成本更低、供应更稳定的中国中间品的短期需求反而越大，形成了“越脱钩越依赖”的尴尬局面。

（二）

手段上务实合作与制度性排斥并行

1.工具导向开展务实合作

莫迪政府对华经济合作呈现出鲜明的工具理性特征，主要体现在对中国制造能力的功能性使用。作为后发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印度需要制造业来消化自身潜在的人口红利，进而实现经济腾飞和产业兴国的目标。然而，中国是印度无法绕过拥有同等人口体量的制造业大国。印度需要中国的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来推动自身经济发展，尤其是在电子电信、汽车和绿色能源等领域。2014年以来，莫迪政府通过相关产业激励计划，以投资返还、税收减免与财政补贴等方式吸引中国企业落地印度，中国资本在印度多个关键领域深度参与并推动了经济发展。在数字经济方面，多家中国互联网企业投资了印度本土初创企业，中国资本在印度独角兽发展的关键时期起到了重要的催化作用，促成多家标志性企业成长。在本土风险投资匮乏时期，中国资金成为印度数字经济崛起的重要推力。多家中国手机企业在印投资规模较大，与本地供应商深度合作，推动相关产业出口与本地化生产。印度本土电子制造商因承接中国订单受益，部分企业已与中国企业合资生产相关核心部件。在新能源汽车和锂电池领域，多家中国车企在印度布局建厂，印度电动车产业在电池和原材料上仍依赖中国技术与投资，这类产业仍旧保持务实合作。中国锂电池企业也在印度设厂或者合资发展出一定规模，给印度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起步提供了关键助力。

值得注意的是，印度政府更倾向于引入中国代工厂或供应链企业而非品牌商，以强化本土制造生态。而之所以对华开展有选择的合作，旨在降低“印度制造”的单位成本、缩短产业链爬坡周期，并支撑出口导向型组装与国内市场供给，本质上是一场精心计算、服务于“印度制造”的“借力竞赛”。

2.制度化排斥中国经济影响

在务实合作的同时，印度在涉及所谓“战略或安全”的领域日益构建起严密的制度性排斥体系。这一体系以法律、监管与合规审查为支柱，旨在借助中国实现产业发展的同时剥离中国的经济影响。

首先，通过相关法律与政策构筑中国企业准入壁垒。印度出台针对陆地接壤国家外国投资者的特殊规则，赋予行政部门广泛裁量权，以“国家安全”为由大幅限制来自中国的新增直接投资，在印中资企业数量大幅缩减。在基建领域，印度修订相关规则，禁止有中国背景的企业或合资体参与高速公路投标与建设，部分中资企业被排除在政府和公共部门采购之外。在数据与电信领域，印度修订电信相关规则，要求仅使用“可靠来源”设备，实质上全面排除中国电信设备，并要求私营运营商逐步更换现有中国产品。这些法律虽未明文针对中国，但其模糊的“国家安全”“公共秩序”豁免条款，为针对特定国家企业的差异化执法提供了法理空间。

其次，常态化“合规”骚扰在印中企的正常经营。印度税务、执法和企业事务部门对在印中资企业开展高强度、突袭式审查，已成为一种非关税的监管武器。从智能手机厂商到金融科技公司，以各类违规名义的调查持续不断，惩罚行动不断升级。印度当局更将审查范围扩大至用户信息与股权架构领域，试图将商业行为“安全化”。

最后，通过股权拆分、高管本地化等方式压缩中国品牌在本土市场的份额，同时又尽量保留其在供应链资金技术的输入功能。在股权层面，涉中资的增资、并购与股权变更更容易被纳入政府审批与更严格的审查。印度计划限制中企在电子合资企业的持股比例，相关配套商股权可适度放宽但须逐案审批。在该项要求下，在印中企不得不与印度本土企业进行股权合作。印度还推动企业在关键岗位实施本地化配置，要求中国手机厂商引入印度股权合作伙伴时，由印度籍人员担任核心高管。此外，印度政府还要求中企向印度转让核心技术。这种看似“合规”的措施，核心目的并非规范市场，而在于恶化中企经营环境，迫使其让出市场、技术甚至股权，最终实现“去中国化”。

总的来看，印度在引进中国企业与技术的同时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对中国企业引进保持防范并严格审查。这种手段上的割裂，反映了印度试图以精准控制来实现“利益最大化、风险最小化”的实用主义和机会主义心理。然而，现代产业链与资本流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和关联性。如若一项被鼓励的制造业投资，其配套的金融服务、数据流动或上游技术合作可能立刻触发安全审查。这种政策环境创造了巨大的监管不确定性，最终损害的是印度整体的营商环境与投资者信心。据印度储备银行数据，该国净外国直接投资在达到高峰后连续多年大幅下滑，部分时段甚至出现负增长。

（三）

对华管控与对美欧开放的双重标准

莫迪政府对华经济政策不仅服务于自身发展，亦深度服务于地缘战略对冲，从而形成了对华系统性管控与对美欧单向开放融合并行的双轨路径。这种“东西有别”的地缘战略博弈思维，使得印度经济决策常常超越商业理性，陷入大国博弈的认知误区之中。

如前所述，印度将与中国的经济互动日益置于“风险管理”范式之下。中国正常投资需经过安全审查，企业经营面临“合规性”稽查，科技合作亦受到严密监控。这套防御性、排异性经济政策的底层逻辑，是将中国经济力量预设为具有内在的“战略风险性”。即便在两国高层会谈后出现缓和迹象，但其讨论焦点始终围绕如何设置“安全护栏”，例如区分“敏感”与“非敏感”行业、设定投资持股上限以防止中方获取管理控制权等。这些举措的本质，是“管控下的有限利用”，旨在提取中国经济合作的功能性价值，而非重建深层的战略互信。

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印度对美欧资本则展现出进取性、吸纳性的姿态。印度不仅允许绝大多数行业的外国直接投资通过自动途径进入，多家国际科技与产业巨头在印投资更被塑造为“印度制造”的战略成果而获得超规格礼遇。印度积极与西方经济体构建深度捆绑。一方面，其与多个西方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部分已完成谈判待签署，旨在开拓替代市场并通过原产地规则引导供应链重组；另一方面，印度主动加入美国主导的相关供应链协议，寻求与美日等国的关键技术合作，意图嵌入所谓“民主供应链”体系，从而在长期实现对华“创新链”与“价值链”的替代。印度商工部相关负责人公开表态，发达国家是比中国更可靠的贸易伙伴，印度目前并不鼓励来自中国的大规模投资，正是这一战略倾向的清晰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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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双重标准的对外经济政策是印度经济实用主义与地缘政治算计紧密结合的产物，有两层战略意图。其一，在于风险对冲与杠杆最大化，通过引入美欧作为对华战略平衡方，降低对单一经济体的依赖，同时在中美之间扮演“摇摆国家”以谋取最大利益；其二，旨在地位提升与技术获取，借助与西方体系的深度融合，获取先进技术转移，实现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攀升与产业跨越式发展。然而，这种将经济政策高度地缘工具化的做法，亦蕴含着内在风险。印度对华与对美欧政策的极端分化，可能导致国内产业政策扭曲与资源错配，长远来看，或将削弱印度培育真正自主、有竞争力产业体系的战略能力。

三、认知撕裂：

印度对华经济政策矛盾的内在根源

莫迪执政时期印度对华经济政策所呈现的显著矛盾性，本质上是其决策体系内部一种深层次、结构性的“认知撕裂”的外在表现。这种撕裂在于，印度战略精英层无法在中国经济影响之于印度的角色问题上形成统一、正确的判断，而是始终并行持有两套根本对立的叙事逻辑：一方面，中国被视作实现经济增长与工业化不可或缺的“发展引擎”，是资本、技术和产业链升级的关键供给者；另一方面，中国又被定义为“侵蚀”印度国家战略自主性与经济安全的“威胁”，是必须防范和替代的“竞争对手”。这两种竞争性认知并非静态存在，而是在不同政治经济情境下被交替激活、强化，并分别被不同官僚部门、利益集团和政治力量所承载。

（一）

两种工业化发展愿景的不可兼容性

对于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后发国家而言，将本国发展路径嵌入以中国等工业大国为核心的全球生产网络，是实现工业化和出口扩张的现实必要条件。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和外来技术“跳过”某些发展阶段，从而享受后发优势。但也因此不可避免地暴露于关键物资、技术和平台依赖等结构性风险之中。在这一意义上，在追求发展时对安全风险的权衡并非选择失衡造成的偶然现象，而是后发国家在嵌入式工业化道路上的常态。

在参与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过程中，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一方面带来共同收益，另一方面又以“不对称相互依赖”的形式制造出对外部的脆弱性，依赖程度更高的一方更容易在外部冲击中承受调整成本。国家在追求经济利益时必须不断权衡对外依赖带来的安全风险，因此往往在“可控依赖”与“安全自主”之间调整对外经济政策。早在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就从德国追赶英国的经验出发，批判自由贸易理论并提出“幼稚产业保护”的论点，主张后发国家在关键工业部门通过关税保护与国家扶持培育本土企业，待其具备国际竞争力后再渐进式开放市场，以避免在过早自由化中锁定为原料和农产品供给者的地位。

然而，印度的特殊性在于，莫迪政府意图在同一政治周期内完成两种发展诉求，即成为嵌入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生产网络并在分工体系中获取“后来者红利”的工业化国家，同时成为独立于中国乃至在部分环节替代中国的“全球制造中心”。前者要求更深的产业嵌入、跨境分工与相互依赖，后者则要求更强的国产替代、供应链重构与自主可控。当两种愿景在同一政治周期内被同时追求时，政策目标必然相互牵制。于是自身工业化能力不足的挫折感，更容易投射为对中国经济影响力既依赖又抗拒的矛盾心态。

中印虽都属于后发工业化国家，但发展速度和规模却有所不同，在全球产业链所处位置既有重叠也有差异。印度正处于制造业发展的初期阶段，莫迪政府希望通过引入外资和加强本土制造来促进经济增长。为了提振制造业，印度必须将自己嵌入全球供应链，因此融入中国供应链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和投资来源国之一，与中国合作有助于印度获得急需的资金和技术支持。然而，印度在工业化能力仍相对不足的条件下，强烈追逐“替代中国全球制造中心”的愿景，更容易把对华经济关系推入“开放与保护并举”的矛盾政策组合之中。目前，莫迪政府实行的是一边推行“自力更生”战略减少对华依赖，一边借助中国投资和技术强化本国制造业的双重政策。但是，如何保持“开放和保护”之间的平衡考验着莫迪政府的决策能力。印度相关行业负责人谈到，投资受阻和过高关税可能会导致印度电子制造业失去增长的势头，关税和投资政策必须随着印度产品所处的价值链位置而不断调整。莫迪政府会根据各个产业的发展阶段进行非同步的政策校正，这也就解释了印度对华经济政策上呈现的动态与矛盾特征。

（二）

政府内部与利益集团的“开放与保护”博弈

如何认识“中国对印度的经济影响”并由此产生的认知撕裂，在社会结构与官僚体系中具象化为不同利益集团和政府部门间的激烈博弈，使得莫迪政府对华经济政策充满矛盾与张力。

1.政府内部立场分化易强化对立

印度政府内部经济决策部门的立场分化，在客观上容易强化开放与保护、发展与安全之间的对立。制度为行为者设定了可行行动的边界，国家在制定对外经济政策时，需考虑现有制度的约束和利益集团的博弈，导致在某些领域实行开放，而在另一些领域加强保护。这种“分领域调控”恰恰反映了制度安排与政策目标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此基础上，国家对外决策并非单一意志的直接投射，而是多个部门和机构相互博弈、讨价还价与妥协的产物。不同部门的利益偏好导致决策过程中所出现的矛盾，会在政策的实施中显现。在对外经济政策领域，负责经济增长、税收和产业政策的部门，通常更重视吸引投资、扩大出口和稳定产业链，倾向于维护对外开放和经贸合作的基本框架。而负责国防、外交、情报和技术监管的部门，则从潜在威胁和风险防控的视角审视对外依赖，更关注在投资准入、关键基础设施和敏感技术等领域建立以安全为中心的“防火墙”。这一问题在印度决策层显得更为突出，对于中国对自身经济影响的认知存在重大分歧，且主管经济部门的内部也未形成共识。

印度贸易政策的传统制定框架主要由财政部提供指导意见、商务部负责方案的起草并由外交部进行协调，总理办公室作为最终决策环节行使批准权。莫迪执政以来，印度核心决策圈的权力格局被重塑。传统上主导对外经济政策的部门影响力有所削弱，而安全部门则显著加强了对经济政策话语的介入。印度外交部和内政部作为内阁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身份，使它们往往优先考虑自身的短期安全问题，而牺牲其他部门的利益。

印度外交部、内政部对华主张较为强硬，强调地缘政治高于地缘经济，减少对中国经济依赖的同时，配合美西方的“中国+1”战略发展本国制造业，更符合印度长远利益。印度内政部长曾发表文章称，印度不加入相关区域自贸协定是为了避免对中国形成新的依赖。以财政部为代表的经济部门则对中国经济作用持正面态度，更加强调开放合作的必要性。印度相关经济顾问提交经济调查报告，建议政府吸引中资以促进制造业发展和进口，印度财政部长对此表示支持。印度相关机构负责人也认为，印度经济比自认为的更加依赖全球经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不利于印度产品提升竞争力，开放是提高印度制造业水平的必由之路。但印度主要经济部门就是否吸引中资的问题上也存在着明显分歧。印度商工部长称相关经济调查建议对政府不具约束力，政府目前不会重新考虑支持中国在印投资。由此可见，尽管是在经济部门内部，对中国的经济政策也仍有分歧，更别说跨部门的决策意见协调。正是莫迪政府决策内部对华经济影响始终存在认知分裂且存在“开放与保护”之争，使得在处理对华经济关系时倍显复杂。

2.利益集团双向施压加剧政策矛盾性

国内利益集团理念和政策博弈下的双向施压加剧了对华经济政策的矛盾性。印度国内的大型财阀、行业协会等利益集团在政策制定中施加了显著影响，特别是在对华经济政策上。这些利益集团在推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表现出双重诉求，一方面希望限制中国商品的进入来保护本土产业，另一方面却高度依赖中国的技术和投资，要求政府放宽对华政策。

一是以印度全国贸易商联合会、相关民族主义工会组织等为代表的利益集团秉持保护主义，主张限制中国商品的进入，保护本土企业免受中国低成本商品的冲击，呼吁政府实施更为严格的进口限制和关税措施。例如，印度全国贸易商联合会曾公布多种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清单，要求相关产品停止销售，涉及多个消费与工业品类。同时，该协会还发起了抵制中国商品的运动，以减少印度卖家和消费者购买中国产品的行为。二是以印度手机和电子协会、印度药品制造商协会等为代表的利益集团认为，尽管有保护本土产业的需要，但是印度对华的强硬立场会阻碍中国资金、零部件、技术流向印度，主张放宽尤其是电信、能源和电子制造行业的合作限制。相关协会负责人多次提议，行业需要政府明确外国尤其是中国的直接投资政策，这将带来投资、就业和技术，有助于建立良性的行业生态。此外，相关协会还表示，鉴于印度的制成品严重依赖中国，如果没有来自中国的相关制造商，印度不可能建立一条融入全球价值链的产业升级路径。显然，利益集团的博弈导致了印度政府在制定对华经济政策时的内在冲突。政府必须在回应国内保护主义呼声的同时，考虑到部分行业对中国技术和资金的正常需求，在微观层面政策的具体执行中保留有限合作空间。

（三）

印度教民族主义驱动下的“经济安全化”的介入

最为隐形的认知撕裂根植于莫迪政府执政联盟的意识形态内核，即发展主义的经济逻辑与印度教经济民族主义逻辑之间的根本冲突。以莫迪为代表的印人党，宣扬“莫迪经济学”本质上是追求增长、市场效率与全球竞争力的“发展主义”议程。然而，印人党母体组织及相关核心意识形态，是一种强调文化排他性、经济自给自足并将经济主权与国家安全紧密捆绑的“民粹式经济民族主义”。当经济发展顺畅时，发展主义议程尚能推行。一旦改革遇阻或需动员国内政治支持时，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保守观念便会迅速凸显。两者理念的博弈，其结果则直接体现在莫迪政府对外经济政策的矛盾性上。

第一，莫迪在前两届任期经济改革成效不佳的背景下，需要借助印度教民族主义力量维护执政基础，秉持保守主义的相关组织及势力则主导了对华的强硬经济政策。在多党竞争和选举政治条件下，执政党不仅需要通过经济增长和公共服务证明绩效，还倾向于借助民族主义和对外强硬姿态塑造维护主权与尊严的形象，以此增强自身合法性。在许多后发国家，域外大国既是经济发展的助力者，又是民族主义叙事中的潜在“他者”，这本身就容易放大发展与安全之间的紧张关系。很显然，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充当了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的重要“他者”。莫迪上任以来，印人党及其背后相关组织以“宗教—民族—国家”捆绑叙事推动政治议程，不断强化公民的印度教认同和国家的“印度教特性”，最终服务于相关国家愿景。为此，莫迪政府在立法、教育体系、经济领域、宗教议题等方面大搞身份政治和符号政治，推进相关意识形态渗透。在此过程中，印度构建相关民族认同主要是将中国塑造为“主要他者”来完成的。正是这种“他者”建构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政治议程高度耦合，为更强硬的对华经济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社会情感基础。

图源：网络

在具体实践来看，一方面，印人党控制的媒体平台开动舆论机器，引导鼓动对华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印度相关体系刊物中多见对华负面措辞，相关主要电视与门户端也在边境冲突议题上引导对抗性叙事。另一方面，相关组织及分支机构直接下场进行组织动员，引导印度民众抵制中国产品活动。相关重要领袖曾公开表示，无法在军事上打败中国，就必须通过抵制中国商品来打击中国经济。相关经济分支多次向印度政府“建言”，声称要警惕中国电信设备带来的“安全风险”，以所谓“国家安全”和保护本土产业为名要求在相关网络中排除中国设备商。随着中国在印度教民族主义叙事中日益被描绘为民族建构中的关键“外部他者”，印度对华政策被不断卷入身份政治与情绪动员之中，原本以内生于后发工业化的发展与安全间的张力，因而在对华议题上被进一步政治化。

第二，对华经济政策中的“安全化”话语建构，实质上是发展主义议程受挫时，印度教民族主义观念占据主导的必然显现，它固化和加剧了政策的矛盾性。随着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经济的衰退，加之相关边境冲突后，印度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在政府的动员下日益高涨，公众舆论中开始强调“中国带来风险”“印度要有工业自主性”等叙事。印度媒体频繁将中国描绘为“倾销型大国”和“掠夺性投资者”，强化其在经贸上的制度性负面形象。同时，印度智库也不断发布对中资企业、跨境资本流动和数字技术“渗透”的风险评估报告，从“经济安全化”角度重新定义对中国的经济认知。这种经济民族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的兴起，使中国在印度精英视野中逐渐由单一的“贸易伙伴”演变为具备“战略意图的经济竞争者与潜在威胁”。莫迪政府为回应国内的民族主义舆论要求，开始以产供链安全为由寻求减少对中国产品的经济依赖，顺势推进“国货运动”和“自力更生计划”。以安全风险为由，印度政府对中国企业参与的公共采购、公共合同，特别是基础设施合同进行取缔，限制中国投资、对中国商品加强审查、禁用中国应用程序等。尽管政府层面日趋审慎，但印度产业界与消费者层面对中国仍持“实用主义”态度。这种矛盾性导致印度社会对中国的经济国家形象出现“理性依赖”与“情绪抵制”并存的复杂局面，印度对中国的国家形象呈现出明显的“经济依赖—警惕防范”二元认知结构。因此，印度在与中国的经济关系上，采取了所谓的“去风险”策略。正如印度外长谈到中印经济问题时所言，与某些国家在经济、安全领域的界限“非常模糊”，有必要基于“中国的特殊性”这一事实处理两国关系。印度政府从未表示不接受中国投资或拒绝与中国合作，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审查中国投资。这种“去风险”而非“脱钩”的策略，恰恰揭示了政策在意识形态强硬诉求与经济现实依赖之间的艰难平衡。可以说，印度教民族主义势力对华“安全化”的话语建构，使其对华政策更难回到单纯的“发展逻辑”，而在实际操作中不断被牵引向“安全逻辑”的一端。

四、结语

在过去几年里，中美贸易竞争、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供应链危机以及日益强硬的产业政策等一系列动荡正在深刻地重塑全球出口制造业版图。美西方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宣传印度经济和制造业的潜力，目的是建立一个“去中国化”的产业链供应链网络。这种宣传不仅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了印度国内对经济的过高预期。印度自认为可以填补中国“腾出的制造业空缺”，但事实证明这一想法轻松被美国关税大棒击碎。印度在发展制造业的过程中，逐步构建起一种“国家激励+外资带动+本土寡头”配合的发展路径，与中国主导的“国家主导+外资+集群化长期培育”的发展路径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制造业的崛起，长期依托于广泛的产业集群、成熟的供应链体系与庞大的技术、劳动力及政策合力。政府通过稳定的出口导向型政策和基础设施投资，带动从低端装配到中高端制造的梯度升级，形成了全球最完整的制造业体系。而印度则试图以国家财政激励和政策干预为杠杆，吸引外资落地、激发本土制造潜力，以期在战略性行业上重构与中国的竞争关系。为此，印度主要采取“双轮驱动”战略，一方面通过高关税政策形成对中国商品的外部壁垒，另一方面通过“生产挂钩激励计划”支持关键产业本地化。在智能手机、电子元件、光伏、电动车电池等领域，印度聚焦于中国对全球出口占比高、且对印度未来战略地位有关键影响的行业入手，力图通过“切口突围”构建本土替代能力。不可否认印度在“印度制造”和“自力更生战略”推动下所激发出的工业潜力，工业品以较高增速引领出口，尤其是在电子产品上的表现。鉴于莫迪政府内部不断强化的印度教经济民族主义诉求，莫迪第三任期的“印度制造”和“自力更生”的战略预计不会发生根本改变，对华经济政策也将延续限制与替代的既有路径，摇摆与矛盾特征将长期存在。

对印度而言，要融入全球产供链的前提是先融入中国的产供应链。印度经济与中国深度交织，中国企业已成为印度多个关键经济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脱钩”将对印度制造业和供应链产生负面影响。

作者简介：

吴俊，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2022级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印关系与印度洋问题；

叶海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南亚地区国际关系。

本文转载自“太平洋学报PacificJournal”微信公众号2026年3月28日文章， 原文载自《太平洋学报》2026年第1期。 原标题为《 吴俊、叶海林：印美关税分歧背景下莫迪政府对华经济政策的矛盾表征与根源 》。

本期编辑：王璇卿

本期审核：朱依林 陈珏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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