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清华教授,四十年来追问这件事!
思想在这里生长,也在这里对话。
“清华新思”系列报道于清华园起笔,汇聚哲学社会科学的前沿思考,讲述扎根中国实践的学术故事,呈现回应时代命题的思想洞见。
首期走近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
2026年6月12日,意大利罗马科尔西尼宫,汪晖从意大利国立林琴科学院主席安东内利和副主席多廖尼手中接过“安东尼奥·费尔特里内利国际奖”(Antonio Feltrinelli International Prize)。
这是意大利最高级别的科学与文化荣誉之一,旨在表彰在科学艺术领域作出卓越贡献的杰出人物。汪晖获颁“社会科学国际奖”(历史与道德科学领域),是该奖项设立以来首位获奖的亚洲学者。
聚光灯下,他微笑着,平静温和。
汪晖领奖后留影
这样的时刻对汪晖来说并不陌生。2013年,汪晖与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同获意大利“卢卡·帕西奥利奖”(Luca Pacioli Prize),成为该奖首位亚洲得主。2018年,他获颁德国洪堡基金会“安内莉泽·迈尔研究奖”(Anneliese Maier-Forschungspreis),成为该奖首位中国学者。
“安东尼奥·费尔特里内利国际奖”评委会认为,汪晖是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基于“跨体系社会”作出的理论阐释,激发了全球范围内关于21世纪国家、市场和社会运动角色的广泛讨论;他对当代社会“去政治化”现象以及国家与市场关系的研究,为理解全球化时代主权形态的演变提供了核心视角。
“跨体系社会”(Trans-systemic Society)是汪晖在长期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脉络基础上提出的核心理论,用于描述社会内部的多体系交融,它强调物质文化、地理、经济、宗教、仪式、象征、法权和伦理表述的多样性共存于一个社会体中。这一理论被视为立足中国经验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代表性成果。
汪晖把“跨体系社会”的中国称为“跨文明的文明”。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跨体系社会”有助于重新理解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明的复杂共同体的历史构成,也有助于理解“中国化”的深层含义:既坚持自身的主体性,也承认不同文明之间的互主体性,并把这种双重视野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
“跨体系社会”等原创理论的背后,是汪晖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积累。在这条潜心耕耘的路上,跨越中西的“对话”,面向中国的“追问”,“永远行进”的探索,构成了他学术生命的底色。
对话
汪晖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
“别求新声”是汪晖为个人访谈录起的名字。他说,“别求新声”不是“震于外缘”的行动,而是通过审己、知人、比较,产生自觉的过程。
1988年,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后,汪晖先后赴美国、欧洲多国及中国香港地区多所研究机构和大学访问、讲学,广泛接触并吸收不同的研究范式与成果,并对当代理论产生浓厚兴趣。
在与西方理论的对话中,汪晖一方面广泛吸收不同的学术方法,从既有理论中获得滋养,另一方面又不忘走出自己的思考道路,实现创造。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他先后发表《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在学界产生较大反响。1997年,他提出“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理论重思中国现代性路径,该理论成为以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思想史典范之一。
“思想是在对话过程当中展开的。我从浩如烟海的研究著述中获益甚多,但更触动我的还是通过文本阅读与那些历史行动者进行无声对话。”
汪晖的学术方法是“对话性”的。他希望让“研究对象”成为“思想的对象或能动的对话者”。用他的话说,是力图将研究对象“从对象的位置上解放出来”,通过“对话”,把研究对象变成一面镜子——照见自身、照见历史、照见未来。
实现真正的“对话”,要走出学科的边界。在柏林高等研究院访学时,汪晖在与不同的学者的交流中得到很多启发,这也让他意识到,在一个单一学科的框架内,很难把复杂问题充分展开,只有通过交流互动才可能取得突破。
于是,搭建一个跨学科、跨文化、跨区域的学人共同体、“一个持续生长和流动的学者的村庄”,成了汪晖的“心事”:“高等研究的特点,恰恰在于它的非功利性,在于让资深教授和有潜力的年轻学者相互碰撞、相互激发,从而产生创新性的思考。这些思考未必马上就能变成论文或著作,但真正原创性的思想一旦产生,就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对相关领域产生重大影响。”
汪晖在文科高研所的书房
2009年,由汪晖领衔筹建的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成立,他出任所长。近二十年来,文科高研所为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学者搭建了跨学科对话、研究的平台,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发展。“就是想找一个地方,形成一个氛围,创造一种条件,让这种未知的创新慢慢浮现出来。”汪晖说。
追问
如果说“在对话中追寻”是汪晖的治学之道,那么这份追寻最终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中国。
从广泛吸纳不同思想传统,到以对话激活研究对象,再到搭建一张张跨学科、跨文化的“圆桌”,汪晖的每一步求索,都在为回答“何为中国”积蓄能量。而当他真正提笔作答时,他的目标已不止于解释中国,而是要让“中国”本身成为一种方法。
中国是如何一路从历史中走来的?中国能不能给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国内外有关中国的研究理论是否可靠?哪些部分非常合理,哪些部分需要修订?
时间拨回20世纪80年代,年轻的研究生汪晖热切地渴盼回答这些问题。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学界往往仅提供“材料”,而未能真正“设置议题”、形成有影响力的阐释框架或理论范式。彼时,国外学者虽然对现代性做了多重反思,但在解释中国时,容易忽略中国自身的多样性、独特性,尤其是中国现代道路与全球进程之间的深刻联系。因此,研究和写作之于汪晖,既是为了认识世界,也是为了澄清自己的困惑。
他将目光投向了鲁迅。
鲁迅对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深刻观察,那种“无法拒斥的精神力量”深深吸引着汪晖。“作为一位思想家,鲁迅的影响力穿透整个20世纪。他不仅仅把中国当作研究对象,更是置身其中,以‘介入’的姿态去思考和追问。”鲁迅“无条件追问”的态度,也影响了汪晖的研究方法和视野。“在我思考和生活的某个片刻,鲁迅总会一再地浮现。”
由研究鲁迅入手,进而研究“五四”、晚清,上溯中国古代学术史、思想史,汪晖的学术脉络渐次展开。1988年,他完成博士论文《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的写作,随后发表《预言与危机》《“赛先生”在中国的命运》等文章,沿着研究鲁迅开辟的道路,对“五四”进行追问与再探讨。
1985年夏末,汪晖(右一)与导师唐弢先生(中)在杭州
循着一路“追问”,20世纪90年代初期,汪晖的研究重心转向现代中国思想史。
他通过高密度的阅读,尝试重新思考中国思想学术传统,也深知要回答中国问题,必须具备长时域和全球性的视野。于是他开始“去全球各处做研究”,对历史、对中国问题的感受,也由此与对世界变迁的理解交织在一起。
《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著作书影
四卷本《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是他“追问”过程中一份极具分量的答案。这部书以宋儒“天理”、晚清“公理”、现代“科学”三个范畴在不同历史“时势”中的转化为线索,通过知识与制度的互动,尝试建立一种新的历史叙事,呈现中国现代性的独特意义。
书稿交付后,汪晖并没有产生“完成”的感觉,就像现代中国思想的形成是一个包含多重历史可能性的开放过程,这项研究对他来说同样是一种“敞开”。书中讨论未尽的诸多线索,仍吸引着他继续追问和探求。
研究的边界在扩大,汪晖关注的“圆心”一直未动,那就是“何为中国,何为中国的现代”“中国20世纪的独特性何在”。正因这一恒定的关注,汪晖写于不同时期、回应不同问题的文本之间,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关联。
从《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到《去政治化的政治》再到《世纪的诞生》和《世纪的多重时间》,汪晖的视线从纵向深潜历史到观照“世纪”范畴的诞生,不断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与当下。正是在《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等系列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上,汪晖提出了“跨体系社会”,并将自己的思考进一步转化凝练为回应当代现实的总体性范畴。
汪晖坚信“实践过程本身有它的理论性,需要超出书本知识去理解”。他不满足于套用既有理论,而是努力让“中国”成为一种方法:“研究不能仅是历史的梳理、材料的堆积,更要有思想和理论的魅力。要能够溢出具体的研究对象本身,为整个学术共同体提供方法,让关于中国的思考变得更具有普遍的意义。”
永远行进
多年来,教学、阅读、写作,构成了汪晖的日常。忙碌之余,每天中午游一千米,是他保持多年的习惯。
“观道者如观水。”在水中可以隔绝外界纷扰,世界安静,思想变得更加清晰可触。汪晖说,这样的感受在游泳时、在水中更容易获得。
回到1992年的夏天,汪晖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时,与朋友常常一起在瓦尔登湖游泳,寂静安宁,唯能听到穿行火车的汽笛声。
水是流动的,历史与人亦然。从文学到思想史、历史学乃至社会学,汪晖的研究是流动、跨域于学科界限的。
“专业是所有研究的基础,各专业有其自身学术传统。”汪晖说,“但任何一个传统的积累都有它的限度,完全陷入其中,就会对自身构成限制。”他认为,在今日专业化、精细化研究日益成为趋势,在每个专业领域更加细分的情况下,跨学科应当是与专业化同时展开的,所有的学科应当处于持续对话和互相跨越的过程中。
从社科院到《学人》丛刊联合主编、再到清华大学任教、担任《读书》执行主编,汪晖的身份一直在流动和变化。
在清华,他带领同学们通过细读文本,与思想、文学展开对话。年轻学子的热情、困惑与提问,他们对所处时代的关心,都让汪晖感受到“生活与时代的流动性”,也激发了他的思考和新的写作。
汪晖把在《鲁迅作品精读》等课程上的讲稿和记录逐步整理,结集成《声之善恶:鲁迅〈破恶声论〉〈呐喊·自序〉讲稿》《阿Q生命中的六个瞬间》等著作。“虽然都是重写,不是完全靠课堂记录,可是课堂的陈述本身在这些书的写作中留下了印记。”
“我们是学者,也是探索者。”对汪晖来说,学术研究总有一种“紧张感”。他深知,想突破规范化、形式化的叙述,困顿与瓶颈会不可避免地如影随形,研究总要处在艰难摸索的过程中。以《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为例,从部分章节发表到全书出版,汪晖用了13年。在他看来,当研究向前推进,有时会对自己过去的结论形成挑战,于是只得推倒重来,甚至不断往复。“我进入了许多从未涉足的领域,一再痛苦地面对自己的知识局限。如同在无际的大海中航行一样,每一个方向都蕴藏着可能性,每一种视角都可能产生不同答案。”
在《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初版题辞中,汪晖说,加缪《西西弗的神话》和鲁迅《过客》中的主人公,“西西弗”和“过客”都“永远行进”。
“永远行进”,近四十年过去,汪晖依然如此。就像他反复阅读的《死火》一文中所写:“永不冰结,永得燃烧。”
“永远行进”,汪晖将带着他的问题,去寻找一个有关“我们”、有关中国与世界的答案。
学人简介
汪晖,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研究领域为中国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和社会理论等。出版有中文著作22种,主要作品包括《世纪的诞生》《世纪的多重时间》《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去政治化的政治》等,若干著作被翻译为英文、日文、韩文、意大利文、德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土耳其文、斯洛文尼亚文等。
文|隋雪纯
统筹|曲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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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杨艳宾
美术编辑|唐儒雅
编辑|曲田 李烨婉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