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7日联大会场乱成一团的时候，罗德里格斯做了一件事。他走向讲台，举起联合国议事规则，援引第71条，提出程序问题。
央视的报道对这条规则的描述很简短：代表可在讨论任何事项时提出程序问题，联大主席应立即按议事规则对该程序问题作出裁决。程序问题不需要附议，主席必须立即裁决；如果裁决被提出异议，才需要通过正式表决确认。罗德里格斯用了这条规则，不止一次。央视的说法是“多次动用”。

这条规则的功能，是给少数派留的一个出口。当一个大国在讲台上说一些你无法接受的话，你没有能力让他闭嘴，但你有权利让他停一下。停一下之后，主席要裁决。裁决的过程会留下记录。
但第71条能做的事，到此为止。它能让发言中断，能让主席说一句“请遵守秩序”。它不能改变发言已经被记录在案这个事实。华尔兹说“美国没有封锁古巴”，这句话会留在联大的会议记录里。罗德里格斯的程序问题也会被记录。两个记录并列存在。档案不裁决谁对谁错。
鲁比奥的驱逐令不在联大的会议记录里。它走的是另一条程序路径。
同一天，华尔兹在会场上喊“退后，这里是美国”的时候，鲁比奥在另一间办公室里签了一份文件。被驱逐的人叫理查德·图尔·德拉·康塞普西翁，古巴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等秘书。理由是他对美国代表团官员“实施肢体攻击”。24小时内离境。
这里有一个需要拆开的东西：驱逐令走的是哪条法律路径，程序上缺了什么。
美国作为东道国驱逐驻联合国外交官，法律依据是1947年的《联合国总部协定》。人民网引述的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汉的说明，把第13条B款的逻辑讲得很清楚：美国有关外国人居住权的法律和法规的执行，不应当干涉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外交官为履行职责而做出的任何行动；但如果这种特权被滥用，该人员将不能在美国法律法规面前得到豁免。

但条件是：除非得到美国国务卿事先批准，否则不得根据这些法律或条例提起诉讼，要求任何此类人员离开美国。对于涉及第11节提到的其他人，在获得批准前应该与成员国代表（或其家庭成员）、或联合国秘书长，或是有关专门机构的主要行政官进行磋商。
也就是说，协定要求的是：国务卿批准，且批准前要与相关会员国协商。鲁比奥签了字，这一点符合“国务卿批准”。但“与有关会员国协商”这一步，公开信息里看不到。需要标注的是，协商可以在私下进行，公开信息无法确认它是否发生。但协定把协商写进了程序要求，这意味着如果古巴方面或联合国方面要求美方说明程序合规性，美方需要回答这个问题。目前公开信息中，这个回答不存在。
作为对照，2018年美国驱逐俄罗斯驻联合国人员时，联合国秘书处收到了美方的决定通知，副发言人法汉公开确认了这一点。这次古巴案中，联合国秘书处是否收到了同样的通知，公开信息同样缺失。

再看2019年的先例。那一次，美国驱逐两名古巴驻联合国代表团外交官，理由是“滥用居住权，进行对美国产生影响的行动”。美国国务院没有给出详细说明，也没有公布两名外交官的姓名。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当时的回应是：“说他们可能采取与其外交地位不符的行动，这是一种粗俗的诽谤。”模式是连续的：理由的措辞在变，从“有害活动”到“肢体攻击”，但操作方式没变——行政单方面定性，具体证据不公开，程序审慎被压缩。
2019年那次，美方至少还用了“滥用居住权”这个《总部协定》框架内的措辞。2026年这次，用的是“肢体攻击”。这是一个治安定性，不是外交定性。但需要说清楚：如果“肢体攻击”确有其事，那这个词就是对事实的描述；如果身体接触的程度不足以构成“肢体攻击”，那这个词的选择就值得注意。两种可能公开信息无法区分。

从措辞差异看，美方这次可能选择了一条不同于2019年的法律路径。如果这个判断成立，“与会员国协商”这个程序要求是否仍然适用，就成为一个需要美方回答的问题。但美方是否确实切换了框架，公开信息中没有美方文件的法律依据条款来证实。框架是否真的换了，第13条B款的程序要求是否仍然适用，目前取决于美方援引的是哪条法律，而这条信息不在公开信息里。
规则手册没有坏。它只是管不到签字笔。而签字笔落在了一个不需要被规则手册追问的框架里。
罗德里格斯在会场里做了一件正确的事。他找到了规则里允许他做的事，做了。华尔兹的发言被打断了。这些事都发生了。同一天，另一个人被要求在24小时内上飞机。这件事也发生了。两个记录放在一起，说的不是同一件事。一个说，规则允许你抗议。另一个说，规则不负责让你留下，而且换一个框架，连“规则是否被遵守”这个问题都可以不被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