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门上的春联已经褪白,锁眼里积满了灰。很多人的老家,都有这样一座老宅。现在是2026年11月,再往后数十五年就到了2041年。
守着老屋的那一代人慢慢老去,在城里安了家的儿孙,还会回来推开那扇门吗?统计数据先给出了提醒。
2025年全国农民工总量30115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8006万人,年末在城镇居住的进城农民工13092万人,这组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2026年4月30日发布的监测报告。农民工平均年龄43.3岁,50岁以上占32.0%。
人往外走,屋子就空了。空下来的不只是砖瓦,还有灶台上的烟火和院子里的照料。不过,现在给老宅下结论还太早。
到今天,还没有可靠的全国数据能算准2041年会有多少宅基地长期闲置。更值得留意的,是一股往回流的细流。
安吉红庙村原先有一座遍布垃圾的废弃矿坑,"深蓝计划"主理人程铄钦第一次来踩点时,进出只有一条不到两米宽的石子路。2022年"五一"试营业,单月营业额冲到了80万元。
2024年清明假期,这里单日卖出8818杯咖啡,刷新了它自己保持的7132杯全国单日单店纪录。它真正卖的是场景。
老房子上一扇旧窗意外成了最火的拍照点,团队索性不拆也不改。"云上平田"走的是另一条路。
它带火了当地旅游,不少村民把自家房子改成了民宿,叶丽琴的父母也在其中。四川明月村的罗丹辞去了杭州的服装设计工作,跟着村里的老匠人学靛蓝扎染。
乡村的短板也摆在那里。罗丹直言,重病很难在当地治好,学校和师资也比不上大城市。
好处是创业门槛低:在城里要40万到60万元,在乡下20万元也许就够了。医疗和教育跟不上,一家人就很难整体回流。
在城里长大的下一代,和老宅的联系只会越来越淡。所以,宅基地会不会"无主",关键不在有没有继承人,而在有没有人把它用起来。
摸清闲置房屋的底数、完善登记、依法引导利用,比感慨更管用。老宅等来的不一定是原来的主人,也可以是租住进来、让屋里重新有烟火气的年轻人。前提是,这扇门要按规矩打开。
在中国东部的浙江省安吉县,一片广阔的农田中出现了一个超现代的新社区,与周围古老的农业环境截然不同。它叫DN余村,是中国最大的数字游民社区之一,居民来自全国各地。
数字游民只需要一台笔记本电脑,在任何有电、有网络的地方都能高效工作。社区周围新修了道路,盖起了新楼房。
这样的农村地方,在中国其实还有很多。社区居民给这个曾经沉睡的乡村注入了新的活力。
2017年以来,中国政府按照乡村振兴战略,一直致力于吸引年轻人下乡,带动农村经济。疫情过后,一线城市允许远程办公的企业比例持续上升,年轻人下乡的兴趣也随之回升。
他们正站在乡村振兴的最前沿,改变着广大的内陆地区。社区公共区域约4000平方米,有51间客房,理论上最多可住140人。
据当时统计,2023年6月中旬起客房一直满订,平均入住约110人。2022年以来,安吉DNA数字游民公社和DN余村累计入住约2000人,平均停留58天。
入住者平均年龄28岁,以90后为主,00后也在逐渐增多。这个群体专业程度高、学历高、收入高。
DN余村于2023年6月开始运营,卓莉是第一批入住者之一,打算在这里长期定居。她的自行车俱乐部在天荒坪镇银坑村,离DN余村600米,有两栋小房子。
一栋作为骑行者的公共空间,设有修车间,大家骑完车可以在这里洗澡、舒展身体。另一栋给从大城市来旅行的骑行者提供住宿。
她注意到,许多自行车爱好者只在城里骑,但公路车真正的乐趣在乡村和山区。这里离上海、杭州很近,路况好,风景也美,很适合骑行度假。
搬来之前,卓莉是会计顾问,在深圳和上海的大型跨国公司做贸易工作。来安吉前的两年里,她每天只有10分钟能走出写字楼,周末去乡村和山里骑车成了她的出口。
在她看来,骑车穿过乡村时就能感觉到变化。她这一代人从小被教导要努力学习、搬进城市,但现在城乡差距正在缩小,大城市周边高度发达的农村也能让人追求和实现梦想。
她多年前就想来安吉创业,但没人可以商量,计划一直搁着。搬进余村后,新朋友的反馈给了她信心。
她7月底到这里,用8月和9月在田边找房子、重新装修,办了一个为期一个月的快闪活动。当地社区、城里的骑行爱好者和当地政府的反馈都很积极。
这正是DN余村创始人想孵化的项目。他们在泰国清迈、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旅行时,见过许多外国数字游民的社区。
2021年,他们建立了第一个数字游民社区,让原本分散各地的人第一次成为一个看得见的群体。国外很多类似社区是从背包客聚集地自发演变来的,而他们希望借助集体的力量推动乡村发展。
一个人背包去陌生的地方很难,如果那里已经有一群相似的年轻人,加入就容易得多,创业门槛和成本也更低。DN余村还吸引了29岁的王文。
他患有面肩肱型肌营养不良症(FSHD),这是一种罕见的遗传病,发病率约为两万分之一,会导致全身肌肉萎缩。他曾在杭州一家帮助罕见病患者的组织工作,辞职后来到余村。
在村子里,他觉得人与人之间更容易信任。他开始写书,成了一部学生纪录片的主角,还在新朋友的帮助下制作社交媒体内容,希望让更多人了解罕见病患者。
他最大的收获是新的社交关系。在杭州时,他有比较严重的社交焦虑,遇到的人大多来自同一行业、有相似背景。
在余村,他每天都能碰到不同行业、不同地区的朋友,参加活动的成本也低。大家在共用厨房里一起做饭、吃饭。
他开始运动,也终于有人陪他弹吉他、唱歌,身心都明显放松了。他认为,远离城市喧嚣、又不被困在家里的环境,正是特殊需要人士所需要的。
在四川,曾在安吉当过数字游民的汤鑫晨想把这种模式带回家乡。按照他当时的计划,三个月后村里将建成一栋新楼,引进100名年轻人拎包入住。
他的村子大约有200名农民,他是唯一的90后。他的叶绿体农场占地13公顷,分为食用林、猕猴桃园和柑橘园三块,种着70多种蔬菜、30多种果树。
他办公和住的屋子里种满了植物,被大家叫作"氧吧"。汤鑫晨曾是字节跳动的产品经理,负责改善抖音等应用的用户体验。
工作到第5年,他决定辞职。在他看来,短视频和电商市场已经相当成熟,而农业像一张空白的画布,可以从小事做起,一步步做成有意义的事。
回村当新农民两年了,父母仍然没有接受他的选择。一开始,他只能对邻居说自己是回来远程办公的。
有人问起,家人就说他"在成都工作",因为在不少农村人眼里,回乡种地就等于没有成功。家人的微信头像曾经是他的照片,配着"为你感到骄傲",现在却不敢这么写了。
不过他是独生子,家人还是表示会无条件帮他。早上6点30分,工人们已经在农场干活了,其中就有他的母亲李建芬。
她在村里人脉广,知道哪天谁有空来帮工,每天和工人一起疏果、修剪枝条。50岁的她是这支队伍里最年轻的。
这里农民的平均年龄是70岁,而且可能还会继续升高。为了解决用工问题,汤鑫晨从灌溉入手推进自动化。
果园原来分成18个区,每两小时就得有人穿过果园去开关阀门。他和农业科技公司合作,把水阀换成电动阀,用独立的太阳能板供电、4G联网,一套设备不到1000元。
他还在测试一种施肥机器人拖拉机。农场大部分种的是红心猕猴桃,这是国产猕猴桃中售价最高的品种。
他通过哔哩哔哩、小红书销售,严格控制质量,猕猴桃大约两周就在网上卖光了,他还帮朋友和村民卖农产品。当年的水果销量超过30万斤,销售额约300万元。
在他看来,光卖得出去还不够,还要在种植环节提高品质,再靠供应端的严格筛选和标准化把品质稳住。胡秋成看到他发的招募视频后加入了团队。
她觉得,在农场定方向、做实验、评估结果,和读研究生很像。比起城市里的容貌焦虑和消费主义,她更喜欢每天看山、看水、看云的简单生活。
他们希望有更多有才华的人来这里,但村里还缺少必要的基础设施。在他们看来,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吸引人才。
另一方面,一些行业的竞争已经趋于饱和,年轻人也不必都挤在同一条赛道上。离汤鑫晨农场20分钟车程的蒲江县,29岁的周迎宇在2022年说服35岁的丈夫陈乃离开北京,回到农村。
他们住进一座建于20世纪80年代的农舍。这里原本闲置着放农具,两人重新装修了一遍,在原来寸草不生的院子里种上植物。
他们又多花了1万元建了一间玻璃房,多出约15平方米的办公空间。在他们看来,这里的生活方式和在北京差不多,但住得更宽敞,还能养狗养鸡,吃自家地里的菜和自家鸡下的蛋。
四川的冬天冷,屋子漏风,他们就用自己装的柴火炉取暖。唯一的问题是收入少了很多。在北京时,两人都有硕士学位。
周迎宇在美团做产品管理,陈乃在一家大公司做业务拓展,年薪合计80万元。他们算过一笔账:就算一直干到40岁,最多也只能攒下500万元,在北京只够在昌平、回龙观附近买一套小公寓。
两人最后达成共识,要自己去找出路。回乡后,吃饭、房租和交通这些固定开销都省下了,再加上手里有些积蓄,即使暂时不赚钱,他们也能花几年时间尝试新东西。
他们不种地,而是在社交媒体上做乡村博主,主要收入是帮四川的小农户向粉丝卖农产品赚佣金。小农户直接卖给消费者,能卖出更好的价格。
2023年,中国农村网络零售额约2.5万亿元。蒲江主要种猕猴桃、柑橘和茶叶。
现在,福建漳州的"爆浆牛奶玉米"、新疆的小白杏等样品都寄到了他们手上。他们负责试吃、写文案、说明各款产品的优缺点,再把团购链接发给粉丝,由农民直接发货。
眼下收入不多,但他们觉得打工的收入有上限,而卖猕猴桃、做内容的生意没有上限。他们现在常去父母家吃饭。
周迎宇说,一个人的幸福和身边的三五个人有关,父母和陈乃就占了她基本幸福的60%。辞职以后,两人才真正了解了彼此的工作风格。
陈乃说,生活要么深入钻研兴趣,要么丰富经历。如果不是周迎宇决定辞职,他们不会来到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