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从一个英国人的日记说起。

1878年1月28日，太原城门外，这个英国人发现自己根本没法直接走到城门。

路上躺着一排快饿死的人，周围又簇拥着一大批还没倒下、等着分一口吃的人。

第二天他在路上撞见四具死尸，还有一个人已经站不起来了，用四肢在地上爬。

第三天，路边十四具死尸，其中一具只穿着一只袜子，一条野狗正拽着他的身体往旁边拖。

这个英国人叫李提摩太，英国浸信会派来的传教士，这一年他是自己掏钱跑到山西赈灾的。

他把这几天看到的东西全写进了日记，没有添油加醋，因为实在也不需要添油加醋。

很多人对1942年河南大饥荒有印象，电影也拍过。

但很少有人知道，比它早六十多年，华北还发生过一场规模更大、死亡更惨的饥荒，史称丁戊奇荒。

它在中学历史课本里通常只有一行字，甚至没有字。

聊这场灾之前，我想先回答一个几乎每个人听完都会问的问题：不就是没下雨吗？地里没收成，家里不能留点余粮吗？怎么就走到人吃人的地步了？

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答案恰恰就是理解整场灾难的钥匙。

咱们先不着急讲惨状，先把账翻开看看：大清朝当时到底有没有存粮，钱又去了哪儿。

先回答最朴素的问题：家里为什么不存粮？

现代人家里备个米箱，囤点方便面，台风天也能扛三天。

很多人想当然觉得，古代农民再穷，仓里总该有点陈粮吧，遇上个把月的旱，怎么也不至于饿死。

问题是，丁戊奇荒遇到的不是个把月的旱，而且清朝到这会儿，连国家层面的“存粮”都已经是空的了。

古代朝廷赈灾，靠的是一套叫常平仓的制度。

道理不复杂，丰年粮价低，官府按高价收进来存着；荒年粮价涨，官府开仓平价卖出，平抑物价，顺便放粥。

这套制度从汉朝一路用到清朝，理论上是国家给老百姓上的一道保险。

那丁戊奇荒发生的时候，常平仓里还有粮吗？

拿河南来说，按地方上报朝廷的账册，常平仓里应该存着九十五万余石谷子。

等真到要开仓放赈的时候一盘点，粮仓几乎是空的。

账是年年做的，数字是年年报的，粮早不知道去哪了。

其他重灾区的情况也差不多，亏空、挪用、私粜，是这套系统晚期的常态。

报表上的满仓和现实里的空仓，中间隔着整个官僚系统的层层损耗。

先说这个国家穷到什么程度。

两次鸦片战争，《南京条约》《北京条约》连本带利，清政府还了几十年，海关收入基本被抵押出去还债。

内部开支更吓人：太平天国打了十几年，捻军又搅了十几年，军饷靠厘金这种过路税和各省摊派硬凑，地方被刮得一层层脱皮。

等西北平乱、收复新疆，中央财政已经是个空架子，所以才会把军饷摊派给各省，山西这种北方省份首当其冲。

国家这道保险失效了，农民自己那道呢？

晚清小农本来就剩不下多少余粮。

地租、漕粮、各种摊派先拿走一大块，遇上平年勉强糊口。

更关键的是，当时的清政府已经被几桩大开销掏空了家底，它没有余粮，也没有余钱来应急。

算几笔账你就明白了。

两次鸦片战争，朝廷给列强赔了无数款；回头又花了二十多年平定太平天国，接着是捻军起义，祖宗攒下的底子基本花了个精光。

等丁戊奇荒闹起来的1877年，左宗棠正在西北带兵收复新疆，军费紧张到中央政府掏不出现钱，只能把军饷分摊给各省摊派，山西就是重点供饷的省份之一。

也就是说，山西自己还没旱完，先得勒紧裤腰带给前线凑军饷。等真旱到颗粒无收，官府想赈，手里既没粮也没钱。

看到这儿你可能会说：那老百姓不会自己省着点？

还真不是省不省的问题，这个后面讲种地结构的时候你就懂了。

先记住这个底子：国家空仓，农民无余，财政见底，这就是旱灾来之前大华北的真实状态。

老天爷只是在这个底子上，轻轻推了一把。

讲人祸之前，得先把天灾说清楚，不然容易讲成“全是清朝活该”，那也不客观。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后来有学者根据三千年气象文献做过复原：

1876到1878年这场大旱，极盛时期覆盖辽宁、内蒙、河北、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甘肃、宁夏、四川、湖北、安徽、江苏，一共十三个省。

旱区中心在山西、河南、陕西，1877年连续不下透雨的时间超过两百天，跨年度最长的地方达到三百四十天。

这是什么概念？

一个农业县，三百多天见不到一场能把地浇透的雨，庄稼连补种的机会都没有。

而且这场干旱不是中国独有的。

气候学界的研究指出，1876到1878年，全球范围内同时发生大面积极端干旱，亚洲、澳洲、欧洲、非洲、北美、南美都有灾区，背后对应一次极强的厄尔尼诺事件：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异常偏高，海温高了，华北的降水就跟着偏少。

顺带说一句，这是一百多年前的自然气候变率，那时候还没有工业碳排放那回事，谁也别往现代问题上套。

顺便说一句，清朝276年里，有记录的旱灾就有201次，平均一年多来一回。

搁以前，旱灾大多持续半年上下，后面来了雨水，补种一季新粮，饥荒也就散了。

这次不一样：旱象1875年先在直隶露头，1876年加重，不但不退，反而一年比一年扩，山西、河南、陕西、直隶、山东五省连片，苏北、皖北、川北、陇东跟着遭殃。

以往的小灾小患，从来没有这样咬住不放的。

所以天灾是真的，而且是一百年一遇级别的天灾。

问题来了：同样一场大旱，为什么放在别的朝代、别的地区，熬一熬也就过去了，偏偏在1877年的华北，能饿死一千万人？

这就得看人在天灾来之前，把自己的家底折腾成了什么样。

先讲一个很多人不知道的细节：晚清的山西，最肥沃的水田，大面积种的不是麦子，是罂粟。

这事得从鸦片贸易说起。

两次鸦片战争之后，鸦片进口合法化，洋药每年从印度涌进来，朝廷白银哗哗往外流。

堵是堵不住了，清政府转而想了个挖肉补疮的招：1859年颁布《征收土药税厘条例》，对本国产的鸦片征税，等于默认农民自己种罂粟合法，用国产土药跟洋药抢市场。

农民一看账就明白：种粮食辛苦一年，剩不下几个钱；种罂粟，收入比粮食高一大截。

于是好地先紧着罂粟来。

曾国荃后来在山西当巡抚，上过一道《申明栽种罂粟旧禁疏》，写得很直白：小民因为罂粟获利重，往往把膏腴水田遍种罂粟，五谷反倒被挤到贫瘠的硗瘠之区；壮劳力先保罂粟田，良田反而荒芜不治，“一遇天灾流行，遂至疲荼而不可救药”。

灾后接替山西巡抚的张之洞，话说得更狠，他在《禁种罂粟片》里直接总结：晋民好种罂粟，几乎无县无之，旷土伤农，导致亩无栖粮、家无储粟，丁戊奇荒，其祸实中于此。

意思是，这场大灾的祸根，其实早就埋在烟田里了。

当时山西一省，罂粟占了耕地的相当比例，有记载说每县种罂粟的田亩占到十之三四。

被挤下去的粮食只能往条件差的山地退，产量本来就低，又没有余粮储备。

更麻烦的是吸的人也多，后世研究估计当时各省士民陷溺鸦片的比例能到十之四五，钱和粮两头都被抽走。

这笔账的源头还得往回倒。

当时洋药每年进口五六万担，外流白银两三千万海关两，是清政府堵不上的大漏洞。

李鸿章的想法很有代表性：洋药既然禁不绝，不如放开种植土药跟它争利，至少银子别全流去外国。

1859年土药税厘条例一出来，等于给罂粟发了准生证。

账算到农民手里很简单：一亩罂粟换的钱顶得上几亩麦子，谁还好好种粮？

你把这一章和上一章连起来看：常平仓空了，好地种了鸦片，农民手里没存粮，国家财政在打仗。

这时候天不下雨，不是“雪上加霜”，是房子本来就漏，雨只是把最后一层茅草冲掉了。

大旱、蝗虫、瘟疫都是天灾，自古就无法避免，但把天灾变成地狱的，却是人类自己。

旱灾真正咬到人的第一口，是粮价。

拿山西永和县的小麦说，灾前大约三百文一斗，灾荒最狠的时候涨到三千六百五十文一斗，翻了十多倍。

气候史研究也有个总体口径：华北五省米价比常年上涨五到十倍。重灾区的具体数字比这个还夸张。

陕西同州府的记载更直白：前年麦米每担三千五六百文，灾时涨到四十五六千文，到最后是有钱也买不到。

粮价涨的同时还叠着一层钱荒：赈银大量涌进灾区，银钱兑换比例乱掉，白银购买力缩水，老百姓手里那点碎银子，实际能换到的粮比账面还少。

为什么涨这么猛？

除了减产，还有两个现实的堵点。

第一个是地形。

山西四面环山，外部粮食要运进来，山路颠簸，运费比粮食本身还贵。商人算笔账，运一斗粮进山，运费超过粮价，那就没人愿意运，宁可让粮烂在外地。

第二个更要命，地方各省搞粮食封锁，禁止本省粮食出境，怕本地先乱。邻省看着你挨饿，城门一关，一粒米都不放。

粮价飞涨，旁边跟着一个奇怪的现象：除了粮食，所有别的东西都在暴跌。

当时的记载是“典衣十不付一，卖物百不给三”，也就是拿衣服去当铺，十成里给不了一成；卖物件，一百文的东西只给三文。

为什么？

因为所有人都在换粮，没人买这些了。

家里的木器桌椅，品相再好也砸了卖劈柴，买主都是买回去烧火的。

清朝以前只有有钱人才用得起的紫檀椅，在丁戊奇荒里唯一的用途就是当柴烧。

还有记载说，四五吊钱能买一座四合院，几个馍就能换好地几亩。

再往后，房子干脆成了滞销品，很多人守着豪宅，自己也成了排队等粥的灾民。

所以别以为富人就能扛过去。

《晋豫灾略》里有一句话把各个阶层都点了一遍：贫者饥，贱者饥，富者饥，贵者饥，老者饥，壮者饥，妇女饥，儿童饥，六畜饥。

意思是不分贫富老少男女，连牲口都跟着遭殃。

图：《河南奇荒铁泪图》之一，“鹄面鸠形迎风倒毙”，描绘灾民脱形倒毙街头

临汾县志里的八个字更短：赤地千里，饿殍盈野，再加一句瘟疫盛行，死亡过半。

山西的旱情报到北京，朝廷第一反应不是救灾，是吵架。

当时朝廷里两拨人。

一拨是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正忙着建北洋舰队、办工厂、修铁路，他们的心思是钱得先投到洋务上。

另一拨是清流派，坚持立刻赈济，而且要求停止一切洋务。他们的逻辑是，你修铁路、建洋厂、整这些幺蛾子，才触怒了上天，上天用旱灾惩罚你，把这些停了，雨自然就来。

其实两派都不是全错。

清流派看到朝廷把钱往洋务上撒，觉得民生才是根本；

洋务派也不是不救人，只是在他们的优先级里，舰队和工厂关系到国家存亡，赈灾是急病，洋务是慢性病，两权相害选了后者。

可惜历史不搞选择题，饥荒不会等你把舰队造完再开始饿。

两边吵到最后，慈禧拍板。

嘴上说赈济灾民是头等大事，实际动作很诚实：从洋务经费里抽了一小笔钱，象征性拿去赈灾，而且赈济重点放在靠近北京和新疆的地区，受灾最重的山西、河南，朝廷顾不上。

为什么顾不上？

前面算过，朝廷自己也穷。

赔款、平乱、西北军费，几座大山压着。

李鸿章1878年给友人写信，说了一句很丧气的话：朝廷天天祈神求雨，一个神灵都没落下，天上就是一片云都没有；

如果清明前后再不下雨，几省生灵靡有孑遗，我辈同归于尽，亦命也夫。

连李鸿章这种办了一辈子洋务的人，最后都只能说“命也夫”。

朝廷没钱，山西官府财政也窘迫，只能零零星星办几座粥厂。

粥厂的粥稀到什么程度？

灾民日夜挤在粥厂门外等开门，很多人没等到那勺粥，倒在了排队的路上。

衙役把死人堆到一处，攒够一整车就拉走，百姓管这种运尸车叫“炮台”。

山西巡抚曾国荃是湘军老将，擅长挖壕围城，外号“曾铁桶”，这时候也被逼出了奇招。

他推行过一种叫“济饥辟谷丹”的东西，用黑豆加大麻子揉成团子，宣传吃一颗三天不饿，吃两颗四十九天不饿，吃三颗以后永远不吃饭都能活。

这当然是哄人的把戏，黑豆和大麻子没有这个功效。

但它恰恰说明，官方是真没办法了，只能靠传说和安慰剂把秩序多维持一天。

曾国荃自己给两广总督写信，说了一句大实话：古人形容饥民，轻则说菜色，重则说鹄面鸠形，都还没逼肖；照今天所见，直无异地狱之变相。

一个平过太平天国的老将，用了“地狱”两个字。

祸不单行这个词，在灾难里是字面意思。

大旱本来就容易伴生蝗灾。

干旱让蝗虫繁殖起来，最后一点青苗被啃光。

不过蝗虫自己也成了灾民嘴里少得能入口的东西，算是灾难里少有的“高蛋白”，但这玩意儿救不了长远的命。

更麻烦的是尸体。

1877年冬天，几百万人饿死，尸体没人安葬，很多地方挖个大坑往里扔，埋都埋不仔细。

第二年开春天气一转暖，尸体腐烂，细菌滋生，瘟疫直接爆了。

本来就饿得虚弱的灾民，对瘟疫几乎没有抵抗力，疫情很快波及四十八个州县。

《晋豫灾略》里那句“贫者既死于岁，富者死于疫”，意思是穷人饿死，躲过饥荒的富人也被瘟疫收走。

这场瘟疫具体是什么病，地方志说法不一，伤寒、霍乱、痢疾都有，共同点是发病快、传染性强，灾民营养到了极限，一场时疫就能放倒一片。

蝗灾也是连片的：1876年蝗虫笼罩江苏大部和直隶南部，1877年苏皖两省飞蝗密集到堆积盈尺，直隶河南蝗旱交加，农民刚补种的荞麦杂粮也被啃干净。

野兽也跟着来了。

豺狼成群下山，见人就咬，没人敢单独出门。

图：清朝时，有人根据丁戊奇荒的情况，绘制了一套《晋灾泪尽图》，描绘灾荒的惨状。这幅是「人烟衰落，恶兽横行」

洪洞县志记载，幼男寡女动辄被叼走。

有妇人抱着孩子在院里纺线，狼直接冲进院子，从怀里把孩子叼走。

灵石县事后统计，四千多人死于狼群袭击，比旱灾直接饿死的还多。

南边辽州一带还闹鼠灾。

老鼠千百成群，吃庄稼啃家具，甚至有把人鼻梁咬断的记载，传说有人抓到一只大老鼠，上秤称足十二斤。

当地人想办法从外地贩猫回来，一只猫卖到一吊钱，还是不够分；又做木猫、铁猫、砖猫摆在那儿吓唬，老鼠根本不怕。

有人在盆里放一点粮当诱饵，想等老鼠进来一棍砸死，结果引来整整一群，吃完扬长而去。

你把这一串连起来看：旱→蝗→瘟→狼→鼠，五重灾难叠在同一个已经空了家底的社会上。

这时候再看灾民的求生，就不是“肯不肯吃苦”的问题了，是所有底线在一层一层往下掉。

活下去的办法，没一个体面。

先找吃的，这是最朴素的本能。

第一梯队是树皮草根。

图：灾民剥树皮作为食物的场景。没有找到丁戊奇荒灾民剥树皮的照片，者张图是 1942 年河南旱灾时的照片。世间苦难，大抵相似。

榆树皮磨粉，苜蓿根磨粉，蒸成馍。别谈味道口感，吃久了人脸发黄浮肿。

再往后，连树皮草根都挖光了，干草、麦秸这些平时只喂牲口的东西，跟干泥搅在一起往肚里塞。

这两样根本消化不了，吃完在厕所里憋得满脸通红、眼泪鼻涕一起流，哼哼个不停也排不出来。

再往后就是吃土。

有一种白土看着像面粉，民间叫观音土，也叫观音粉，说是救苦救难。

实际上它进了肚子既不消化也排不出去，在肠子里发胀，很多人就这么腹胀而死。

当时县志里的民谣唱得具体：白土混着干泥当饭餐，干泥面搅着麦秕难吃难咽，咽一口噎得人低头合眼，下肚就是大便艰难。

还有妇女在街上捡枣核充饥，被枣核划破了喉咙。

地里刨不出吃的，人就开始卖自己。

这是大饥荒里最常见的一条路：卖妻、卖子。

图：《晋灾泪尽图》，这副是「鬻子有奴，豪暴抑勒」。

永和县志记载，青年妇女无人顾养，外来商贩到村里收买，姿色好的不过千钱，差的连一文都不值，人命不如鸡犬。

河南许昌一带甚至出现了公开的人市，把妇女孩子标价摆出来卖，最低时一千文能买一个人，一个人只抵得上二升米。

年纪太大太小的卖不掉，就被父母丈夫扔在街上，自己插个草标卖身。

哪怕不给钱，收留、给口饭吃就跟着走，“有馍吃尽喝汤也喜欢”。

但现实是，从清晨站到天黑，满街上没有一个人应答。

再往后是逃荒。

树皮草根吃完，灾民成群往外走，当时记载逃亡者已经占到十之七八。

按说明朝以后关东满洲地广人稀、粮价便宜，最该去。

可清政府一直把东北当禁区，明令禁止汉人进入，这时候也没松口。

灾民只能两路走：一路往北京讨饭，一路“走西口”去蒙古。

乞讨来的那点东西根本不够活命，很多人就死在逃荒的半路上。

仅山东一省，旱灾期间向东北输出的难民就达三百万，这还是冒着禁令闯出去的数。

官方后来也意识到堵不如疏。

李鸿章利用官绅捐款在天津办起广仁堂，收容灾童、教工艺、戒烟，说白了就是花钱买平安：你给灾民一口饭吃，他就不必去抢，有饭吃的人才能安生。

晚清民间慈善从坐等上门到主动下乡，这次转向的源头，就在丁戊奇荒。

讨饭也讨不到，那就组队去抢。

天一黑，男女聚到一起，带着枪、绳子、鞭子，潜入村子先偷粮，再扯走屋里女人身上的衣服，谁敢拦就弄死谁。

官府抓到不分性别当场处理，人头挂起来示众，照样挡不住铤而走险的人。

李提摩太在回忆录里写过，一群妇女涌进一户富人家，占了地方生火做饭，吃完再涌进下一家；男人一看这办法不错，干脆聚起五百多人，一个村接着一个村劫掠取食。

还有人想得更远：造反。

有灾民找过李提摩太，说已经聚集了一帮人准备起事，考虑到清政府怕洋人，想请他这个洋人当起义军头领，借洋人名头壮声势。

李提摩太没同意，那人也不死心，差点硬把他架走。

造反是拿命赌博，而且大概率赌输，但走到这一步的人，本来也没什么可输的了。

历史上几乎每一场大饥荒，最后都会滑到同一步：吃人。丁戊奇荒也没例外。

开头是吃死尸。

有个南方人客居山西，妻子去世，朋友劝他别哭，千万别把死讯传出去，因为附近已经有人到坟地挖尸体吃。

图：《晋灾泪尽图》，这幅是「客居新丧，噤了敢哭」。

还有个村民，父亲饿死好几天，他借了门板把父亲抬到坟地埋好，回村越想越不对劲，赶回坟地一看，坟被扒开，尸体没了。

追到那几户人家，发现父亲已经被折成几截。

他气疯了，把人绑到庙里准备第二天送官，结果夜里看守没留神，这几个人溜回家把藏好的尸体又拿出来吃了。

为了防止亲人尸体被盗，很多人干脆把棺材留在家里，或者直接用砖头在屋里垒个墓室。

吃人这条禁忌一旦开头，就收不住了。

先吃死尸，接着发展到杀活人吃肉。

刚开始还有分寸，后来人就不再是人，而变成了一种食物。

出门的人都必须带刀剑防身，就算这样，稍不留神还是会被拖走杀掉。哪怕是亲人之间，也得互相提防。

还有更难看的：有人用人肉冒充别的肉在集市上卖，一直到买的人从肉里吃出指甲，事情才败露。

太原就有一个肉贩子挑着满担卖肉，被人认出是人肉，绑到衙门院里，活活饿死。

夜里还有父母之间互相交换孩子吃，因为谁都不忍心吃自己亲生的。

一个在山西做生意的商人回南方，坐在车上听见车下“脆折有声，跟砂石不一样”，挑帘一看，是骨头。

走了没多远起大风，天上飞着成团成条的东西，仔细辨认，圆的是女人的头颅，长的是男人的辫子。

尸体被乌鸦和狼群吃完，只剩头颅让风吹得满天飞。

图：《晋灾泪尽图》“路多风发，尸骨无踪”，绘道路上白骨散落、行者惊心

当时民间流传一首《光绪三年山西大旱歌》，几句词现在读着，后背还是发凉：东庄人奔西庄，手拿刀剑，只怕遇恶人命不周全；四乡里人吃人，不分亲眷，吃人肉只吃得红了眼圈；父吃子、子吃父，骨肉不念；兄吃弟、弟吃兄，夫妻相餐。

我不打算在这里渲染更多细节。

你只要知道，这不是某个疯子的个案，而是县志、地方志、传教士日记多方互证过的普遍现象，河南有十余个州县的地方志都留下了人相食的记载。

官方赈济杯水车薪，民间就自己组织起来。

这时候出现了两股力量，而且这两股力量之间，还暗地较着劲。

图：24岁的李提摩太，他1870年来华，在山西参与赈灾

先说李提摩太这帮传教士。

他们看到灾情，情绪很复杂，一方面确实同情灾民，另一方面也觉得这是“上帝为基督打开中国内地之门”的机会：借着赈灾的便利，把福音传进去。

清政府一向防着洋教，担心蛊惑民众，实在是灾区缺钱，才允许他们进内地，同时让地方官盯着。

图：北华捷报，又名《华北先驱周报》或《先锋报》，1850 年由英国拍卖行商人 Henry Shearman 在上海的英租界创办，是上海第一家英文报纸。

李提摩太到了灾区一看，极度震惊，马上推动成立了赈灾委员会，把灾区的惨状通过《北华捷报》等英文报纸传回英美，又编印了一本画册小册子《中国大饥荒》，把灾情画成图印到英国本土，最终募到二十多万两银子，数量比朝廷拨的赈款还多。

据《中国饥荒救助基金委员会报告》，大约十万个家庭靠着外国募集的款项活了下来。

李提摩太、德治安、李修善三人在山西散掉的赈银，占到传教士在山西二十万两赈银中的十二万两。

他还发现灾区交通太烂，外面粮食运不进来，建议山东巡抚丁宝桢修路，说以后再遇天灾，至少不会因为粮进不来把人困死。

丁宝桢没理他。

另一股力量是江南士绅的义赈。

常州士绅李金镛最早在苏北起步，得到上海巨商胡雪岩等人捐助，筹了十几万两善款北上。

谢家福等人随后跟进，坐镇江南筹款，派人分道深入山东、河南、山西。

前后四年，江南义赈总共募集散放赈银一百多万两，遍及四省，救济灾民超过百万。

这是中国民间第一次跨省份、有组织地深入灾区主动放赈，不再坐等灾民上门。

这套义赈也不是临时凑钱散粥。

他们在上海文报局内设协赈公所，靠《申报》登报募捐，印功德册派专人下乡劝捐，钱从哪儿来、发到谁手里，一本本册子记得清清楚楚，这在传统救荒史上是头一遭。

李金镛、谢家福这些人自己跑到灾区现场放赈，不像从前的善堂只在门口等灾民上门。

问题在于，两拨人的目的都不纯粹。

传教士想借施洗收信徒，士绅这边防的就是这个。

图：《谢家福日记》原文。《谢家福日记》一书中，记载是谢家福与其他士绅关于义赈的书信来往。「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就是其中一句原话。

谢家福有句话被记在日记里：小孩饿死尚是小事，为天主教诱去则大不可。他说去灾区走一趟，“为敌夷，不为赈济”，就算粉身碎骨，也要从洋人手里把孩子争回来。

争的方式包括编谣言。

他发现洋人收容所里男孩多，就在外面散播，说洋人收容的女孩都被“剖心剜眼”，还说自己抓到过一个拐卖小孩的道士，供认是给洋人收容所拐人，拐一个挣两千钱。

民族大义摆在面前，谢家福顾不上光明磊落，只想把洋人收容所搞臭。

这套话术在部分灾民里起了作用。

山东乐安县灾民“俱情愿饿死，不受洋人之赈”；河南更硬，不但不接受赈济，还到处宣传洋人“居心叵测”，威胁传教士离开，开封甚至贴出告示：宁可食夷肉，不可食夷粟。

在官府和士绅联合排挤下，传教士最终放弃了在河南的赈济计划。

但咱们也别把话说死：江南士绅这边的救援，客观上确实救了很多人。

图：《河南奇荒铁泪图》的其中一幅，表现的是灾民剥树皮、挖草根做食物的场景。

谢家福找人刻印的《河南奇荒铁泪图》，在江浙一带引起很大反响，许多人因此捐款捐物。

传教士募的那二十多万两，也确实换成了粮食进到灾民嘴里。

两边争的是信仰和人心，灾民吃到的是同一份粥。

数字这东西，先说口径，再说结论，免得各说各话。

按后世整理的户部人口册报，山西1877年在册人口约一千六百四十三万，到1883年只剩一千零七十四万四千人，净减约五百六十九万，损失率约三成半。

其中太原府灾前约一百万人，灾后只剩五万。

河南册报人口从光绪二年的两千三百九十四万，降到光绪四年的两千一百一十四万，减少约一百八十三万。

陕西的大县一县损失一二十万人，小县也有五六万，凋残程度超过同治初年的回民起义。

全国层面，受灾波及人口大约一亿六千万到两亿，直接死于饥荒和疫病的人数，主流口径不少于一千万，学者估计区间在九百五十万到一千三百万之间；

从重灾区流亡外地的灾民，大约不少于两千万。

也有学者按家谱、地方志重新估算，认为仅山西损失就有八百万上下，整个华北因死亡和迁移减少的人口超过两千万。

不同口径差得比较大，原因是晚清户口册本身就不准，流亡、被贩卖、死亡混在一起分不开。

我们取一个稳妥的说法：千万级别的死亡，是板上钉钉的。

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长期后果：大量妇女被贩往南方，山西性别比例严重失衡，灾后很多年都恢复不过来，直到民国，人口都没回到灾前水平。

死的人、走的人、嫁不出去的人，加在一起，是一代人的缺口。

而且灾荒过后并没有马上迎来休养生息。

1892到1894年，晋北再遭大旱，两年一百万人饿死，代州以北到口外七厅，村店或逃或殍或鬻，十室九空。

同一地区被反复收割，刚要恢复的底子又被打断一次。

灾荒最盛的时候，民间还流行一个说法，叫旱魃。

明清时期老百姓相信，旱灾是旱魃带来的：如果新死之人受了风水影响，尸骨不化，就会变成旱魃，走到哪儿哪儿旱。

图：旱魃是中国古代传说中引起旱灾的怪物，旱魃一开始是天女形象，明代中期以后，演变为僵尸形象。图片来自《华夏异事录》

化解办法是“打旱骨桩”：挖开新坟，把尸体拖出来毁掉肢体，甚至一把火烧掉，认为旱魃一死，雨就来了。

嘉庆九年山东高密就发生过一次：一个李姓村民刚过世，赶上当年大旱，村里不由分说挖坟开棺把尸体烧了。

旱魃最早在《诗经》里是天女形象，明代以后才慢慢变成僵尸，明清笔记里越传越邪乎，最后成了坟里跳出来的怪物。

从求龙王到烧旱魃，古人的解释框架换了好几套，核心逻辑没变：找一个看得见的对象，把看不见的焦虑安放上去。

今天看这当然不靠谱。

但站在当时人的位置想，他们没有厄尔尼诺这个概念，不知道海温偏高会让华北少下雨，面对一片赤地，总得找个解释，找个能动手解决的对象，于是新死的邻居就成了替罪羊。

求龙王、信洋教、烧旱魃，本质上是同一类动作：在真正的原因看不见的时候，先抓住一个看得见的东西安慰自己。

现代气候学把原因讲清楚了：1877到1878年的强厄尔尼诺是自然变率，天灾本身自古就有，中原几千年也经历过无数次旱灾。

把天灾放大成地狱的，是常平仓的空仓、种在好地上的罂粟、封锁邻省的粮禁、吵不出结果的朝堂，和一套年久失修的应急系统。

天灾决定了“会减产”，人祸决定了“减产之后没人接得住”。

1878年8月中旬，下了一场透雨，旱情总算解除。

逃荒的人陆续返乡，田里重新有了收成。

可第二年山西部分地区又连降暴雨，刚收的粮食因为运不出去，烂在了地里。

这场灾从1876年拖到1879年，最重的是1877丁丑和1878戊寅两年，“丁戊奇荒”这个名字，就从这两个干支来的。

最后回到开头李提摩太那个1月28日的早上。

他在日记里没写什么宏大感慨，只是老老实实地记：城门走不过去，因为躺着一排快饿死的人。

历史最沉的部分，往往就是这种不加评论的记录。

知道它发生过，比记住任何结论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