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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已经下注印度:美印争夺世界老大,中国将成新的阿三?

印度已是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自上世纪 90 年代市场化改革之后,长期在大型经济体中保持亮眼的增长速度。莫迪政府提出宏大愿景:到 2047 年印度独立百年之际,建成高收入国家,成长为具备全球影响力的经济超级大国。

这一目标引发广泛讨论,经济学家围绕增长潜力、制度短板、汇率风险展开辨析,而就在这一背景下,新加坡正在加速加码对印度的战略投入,美印的战略协作持续推进,亚洲产业格局迎来新一轮调整。

不少观察人士会把印度总量增长和高收入国家目标混为一谈,参与讨论的经济学家苏布拉马尼亚恩首先厘清二者的区别:经济体量排名依靠人口规模很容易做大,但高收入的评判标准看人均收入。

想要如期实现目标,印度需要在二十多年里稳定维持 7% 至 8% 的高速增长,并且不能依靠短期反弹。回顾历史,印度曾经短暂摸到这个增速区间,但从未连续数十年保持该水平,过去四十年长期增速均值大约 6%。仅仅依靠把短期高增长趋势直接外推,并不具备足够说服力。

印度此前两轮增长红利来自特定时代条件。第一轮是 90 年代初放开管制、破除旧的许可证配额体系,市场化改革打开企业扩张空间;第二轮是 21 世纪初期全球贸易繁荣,外部需求与跨境资本持续流入。

放到当下,全球保护主义抬头、供应链重组裹挟地缘冲突,外部顺风不再;印度国内也没有推出和 1991 年改革同等力度的突破性举措,长期高增长的基础条件已经改变。

苏布拉马尼亚恩对印度官方 GDP 统计数据也保留审慎态度。一个核心矛盾是,如果经济持续以 7% 以上的速度扩张,居民消费、私人投资、出口、劳动收入和新增就业却没有同步走强。他提出,疫情后的复苏效应、统计口径调整,有可能让纸面增速高于实体经济真实状态。评估印度经济,不能只盯着单一的 GDP 数字,私人资本形成、全要素生产率、出口韧性、就业质量、居民收入,这些指标必须同步改善,增长才具备可持续性。

私人投资是这套增长逻辑里的核心支点。政府基建投资可以修路、建设机场、完善物流,在经济下行阶段托底需求,但公共支出无法长期替代企业主动投向新工厂、新技术、新岗位的资本。企业愿意持续投入大额资金,前提是政策规则稳定、市场预期清晰、投资回报可预期。如果监管、税务、产业政策频繁变动,企业就会推迟不可逆的长期投资。

他批评的重点,不是单一税率高低,而是营商环境的可预期性。政策资源向少数头部 “国家冠军企业” 倾斜,监管工具存在偏向性,规则变动缺乏透明稳定的机制,会带来明显的制度风险。大型本土企业尚有渠道对冲风险,中小企业、境外投资者最容易选择观望。资本不断向少数集团集中,市场竞争活力下降,广泛的投资扩张和就业创造就会受阻。

印度想要消化海量年轻劳动力,创造更高生产率的岗位,只依靠 IT 服务业、高端数字产业远远不够。劳动密集型制造业,本是吸纳大量农业、非正规部门富余劳动力、对接全球出口市场的最优路径。

全球供应链多元化、部分产业外迁,本是印度难得的窗口期。但高关税、进口替代导向,抬高了本土企业采购零部件的成本,削弱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动力。一旦贸易制度开放不足,很多产业资本会转向越南、墨西哥等其他备选目的地。

增长最终落脚在居民收入与就业。内需疲软的根源,往往是优质岗位稀缺、薪资增长乏力、劳动参与率偏低,短期消费刺激治标不治本。合理路径是先稳定投资环境、强化出口能力,依靠企业扩张创造高薪岗位,收入提升之后,消费才能形成内生支撑。如果增长只集中在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和高端服务业,大量劳动者继续留在低效率行业,经济体量再大,也很难转化为全民的高收入水平。

当然,印度的优势同样不能忽视。庞大的本土市场、年轻人口红利、英语人才储备、成熟的软件服务产业、活跃的创业群体,还有数字身份、普惠支付等数字化基础设施,都支撑它持续保持相对高速的增长。节目清晰区分两个判断:印度继续增长是大概率事件,但按期迈入高收入经济体,需要制度、贸易、就业、宏观政策长期协同向好,难度极高。

汇率层面潜藏另一重风险。印度央行曾长期维持卢比对美元的稳定,近似隐性盯住汇率。稳定的汇率降低短期波动,但容易推高卢比实际汇率,削弱出口竞争力,央行需要持续消耗外汇储备进场干预。苏布拉马尼亚恩估算,两年间为维稳汇率带来的储备相关成本最高可达 2200 亿美元,该数值属于分析估算,并非央行官方认定。

长期稳定的汇率也让不少企业放松风险对冲,印度央行数据显示,约三分之一的对外美元借款没有做套期保值。一旦美元走强、资本外流,卢比集中贬值,企业外债负担会骤然加重。新任央行行长面临两难:放任逐步贬值,容易触发投机抛售;一次性大幅调整,会冲击进口成本、企业现金流与金融市场;持续消耗外汇储备托住汇率,又会持续挤压应对外部冲击的缓冲空间。印度高度依赖原油进口,卢比贬值会推高通胀,汇率政策始终在通胀、增长、出口、金融稳定之间艰难平衡。

就在学界热议印度增长天花板的同时,新加坡已经在加速对印度的战略布局,这也是近期地区格局值得关注的变化。2026 年 8 月,新印举办第四届部长级圆桌会议,把先进制造、人工智能、金融、通信、医疗列为重点合作方向;同年 10 月 28 日,双方借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契机,商议扩大陆海空联合演习、深化国防工业合作,经济与安全双线同步推进。

新加坡本土腹地狭小、内需有限,经济高度依托国际贸易与跨境投资,印度 14 亿人口带来的城市化、基建与产业升级空间,对新加坡资本吸引力十足。从长期投资数据看,2000 年 4 月至 2026 年 3 月,新加坡累计对印直接投资接近 1946.8 亿美元,是印度最核心外资来源之一;2025—2026 财年双边货物贸易额 361 亿美元,经贸底盘扎实。

这一轮合作不再局限传统贸易,新加坡重点参与印度先进制造升级,在金奈共建先进制造卓越中心,输出金融、技术、供应链管理、人才培训能力,印度提供土地、劳动力和市场空间,目标是深度绑定印度制造业转型,而不只是赚取商品流通差价。跨国企业供应链分散的大趋势下,印度依托生产挂钩激励计划、工业走廊、电子扶持政策,全力承接电子、汽车零部件、医药制造产能,新加坡正是看准这一机遇提前下注。

印度制造业已经取得看得见的进展,2025—2026 财年电子产品产值达到 13.11 万亿卢比,电子出口 4.24 万亿卢比,手机出口 2.59 万亿卢比,成为全球第二大手机制造国。但短板同样突出,2023—2024 财年电子产业国内增加值仅约 23%,大量芯片、屏幕、精密零部件、生产设备仍然依赖进口,组装规模不等于掌握核心产业链。对比来看,2025 年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 28%,印度仅 3%;中国商品出口占全球 16.3%,印度仅 1.7%,工业发展阶段差距明显。

美国是印度工业化进程重要的外部推手,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希望印度承接制造业转移,依托印度的印度洋区位,巩固区域影响力。2026 年 10 月,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到访印度,双方洽谈能源、贸易、科技、国防合作,美方称双边贸易协议距离落地很近。但美印之间利益分歧显著,印度不愿为达成协议放开农业市场、损害农民利益,双方战略互助不等于利益完全一致。印度坚持战略自主,在能源采购、军备采购上保留独立选择,不会完全依附美国。

防务领域,新印军事互动持续升温,印度邀请新加坡参加 2027 年班加罗尔航展,第二届东盟 — 印度海上联合演习也写入东盟防长会议宣言,印度持续把影响力从南亚本土向外延伸至东南亚海上安全事务。2027 年新加坡将担任东盟轮值主席国,掌握地区议程协调权,深化和印度的防务往来,也是为印度参与东南亚事务搭建通道。

需要明确,新加坡押注印度,不代表放弃中国市场。新加坡长期奉行多元平衡的对外经济策略,中国成熟完整的产业链、巨大内需市场,和印度的工业化增量市场,对新加坡而言并非二选一。

同时印度工业体系现阶段依然离不开中国中间品供应,2025 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约 1160 亿美元,2026 年截至 8 月逆差 910 亿美元,机电、化工原料、医药原料大量依靠对华进口。

印度也在发力半导体赛道,2026 年 7 月批准第二期半导体扶持计划,资金规模 1.275 万亿卢比,已有多个晶圆、碳化硅、封测项目落地,但半导体产业比拼设备、材料、工艺、人才的长期积累,短期很难快速形成自主供应链。

综合来看,印度有望持续扩大经济体量、提升全球话语权,但仅凭现有政策轨迹,很难稳稳兑现 2047 高收入国家的愿景。

想要跨越门槛,必须修复私人投资信心、稳定营商规则、拥抱全球供应链、创造大量高生产率岗位,让汇率等宏观价格贴合基本面。新加坡加码印度,是资本与地缘力量顺应供应链调整的选择,美印协作也是区域格局演变的一环。

这场竞争的核心,从来不是简单的大国排名竞赛,而是产业链、核心技术、产业规则的长期较量。对中国而言,既要正视印度的追赶势头,也要依托自身完整工业体系、庞大内需、成熟产业集群的优势持续升级,不断提升高附加值产品比重。未来亚洲产业格局走向,最终取决于各个经济体能否持续稳定产出高质量产品、掌握关键技术、守住产业链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