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县,2022年收上来的税不到4亿,到了2023年,光发工资的预算就要26亿。
这不是段子,是贵州毕节大方县的一本真账。
据《半月谈》调研,2022年,该县税收4.14亿元;2023年,该县支付财政供养人员的工资预算高达26.3亿元。
换成一户人家,就是挣4块花26块,早该揭不开锅了。
日子还能过下去,靠的是上面接济:2022年该县获得的上级补助收入达42.28亿元,是本地税收的10倍以上。
真正扎心的是这26亿的分法。
1.5万余名在职正式编制人员支出20亿元,人均年薪约12.83万元;近2.9万名临聘人员支出4.6亿元,人均年薪仅1.61万元。
同样吃财政饭,有人端瓷碗,有人捧纸碗。
年景不好,先破的往往是纸碗。
标题里的疑问就是从这儿冒出来的。
一、"铁饭碗"头一回被写进"严控"
这本账在网上被翻出来吵了好几个月,背景是一个政策要求的再次明确:2025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曾明确提出"严控财政供养人员规模"。
所谓财政供养人员,就是大家嘴里的"铁饭碗":公务员,加上事业单位在编人员。
这些人的工资归根到底来自公共财政,一个重要来源是纳税人交的税,此外还有非税收入、国有企业上缴的利润,以及上级财政转移支付等资金。
靠财政吃饭的到底有多少人?
官方近些年没公布过确切数字,只能估。
再看收支两头。
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和政府性基金两本账加起来,收入约28.2万亿,比上年少了近2%;支出约38.6万亿,反倒涨了2%多。
一边往下走,一边往上涨,中间差了十万亿出头。
这边还要减税降费稳消费,要扛外部冲击,要砸钱养高科技产业,不少地方又进入了化债模式。
我的看法是,"严控"二字不是在跟谁过不去,是算盘打到这一步,没有别的选择。
家里进项变少、开销变大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先别再添人吃饭。
二、人在变少,机器在变强
财政是眼前的事,人口是往后的事。
2025年末,全国人口140489万人,比2024年底减少339万人,连续4年净减少。
出生人口更陡,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仅为792万人,创1949年以来最低纪录。
劳动力减少的速度,恐怕比总人口下降还快,往后交税、交社保的人在总人口里的比例只会越来越低。
小县城和农村感受最直接。
年轻人都去外地打工了,留下来需要办事的人少了,政务需求跟着萎缩。
服务对象在变少,服务的队伍却一个不少,这笔账怎么算都对不上。
还有个更大的变数是AI。
流程类、文书类、审核类的活儿,AI干得更快也更便宜,过去熬三天的材料,现在几分钟就能出初稿。
机器不会把人全换掉,但"人多好办事"这个老规矩,会一点点不灵。
三、刀为什么总落在纸碗上
财政、人口、技术三股劲往一个方向推,照理说该减的早就减了。
可现实里是另一套做法。
先清编外,很多机关和事业单位压的就是临时雇员。
再控增量,一些事业单位实行"退二进一""退三进一",退休两三个才补一个。
还有就是转岗,存在感弱的岗位上的人,调到基层缺人手的部门去。
正式编制基本没动。
编内为什么动不得?
我看有三层原因。
第一层是规矩。
工资属于基层"三保",在县级预算里排第一位。
这条底线有它的道理,基层政权要是连工资都发不出,队伍就散了,最后吃亏的是老百姓。
第二层是县城经济。
很多中西部县城里,最稳定、收入最高的就是这批人。
饭馆、超市、补习班,很大程度上靠他们的工资撑着。
猛砍一刀,等于抽掉县城消费的一根柱子。
第三层最难说,也最真实:改革得靠体制内的人去执行,让一群人亲手削自己的碗,难度可想而知。
所以阻力最小的办法,永远是先动最没有议价能力的那群人。
但"编内不能动"也不是铁板一块,大方县自己就有前车之鉴。
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督查室通报,大方县曾被通报拖欠教师工资、补贴及五险一金等费用4.8亿元,挪用教育专项经费3.4亿元。
老师也在编,照样被拖欠。
最后时任县长停职检查,两名分管副县长被免职,欠款限期补齐。
可见压力像水,专往低处流:先流到临聘人员身上,再流到一线教师身上,离权力越远,碗越不稳。
九百多年前就有人想把这股水往高处引。
1043年范仲淹主持庆历新政,头一刀就砍冗官,审阅官员名册时,看到不称职的提笔就勾。
同僚提醒他,这一笔下去就有一家人要哭。
他回了一句:一家哭,总好过一路百姓哭。
结果新政推行一年多就停了,他本人被调离京城,1052年病逝在赴任途中。
他的账没算错,是低估了守碗的力量。
老百姓心里不平衡,根子不在嫉妒谁拿得多,而在于日子好过时大家一起涨,日子难过时只有一部分人勒紧裤腰带。
只拿月薪一千多的临聘人员开刀,账面上是省了,省下的却是零头,大头一分没碰。
这算不上真正的"严控",只是把难题往后推了推。
四、给想上岸的年轻人算一笔账
这道题的另一头,是千军万马抢编制。
最该冷静的是教师岗。
出生人口从2017年起总体呈下降趋势,虽然2024年短暂回升,但2025年又降至792万人。幼儿园关停已经蔓延到小学,往后会轮到中学和大学。
现在去考教师编,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上岸后还可能被转岗。
人口持续流出地区的公务员岗也一样:要服务的人少了,财政又靠上级补贴,就算不裁员,收入也很难涨上去。
考编热的根子不在年轻人身上。
这一代学历越来越高,市场一时又拿不出足够多稳定、体面的岗位。
两头一比,编制的工资不算高,胜在稳定、保障好,挤破头往里钻,是很理性的选择。
问题是,一个县最聪明的年轻人都挤在考编这一条道上,没人去办厂、搞种养、跑市场,县里的粮仓就永远空着。
劝年轻人别考是没用的,只有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在体制外造出更多好饭碗,独木桥上的人才会自己散开。
尾声:碗里的饭从哪儿来
到今天,这道题还没解开。
复旦大学团队2025年发表的研究估算,2004年至2020年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总体规模呈上升态势,2020年达到约6846万人,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研究者给的建议也很实在,在控制财政供养人员方面不应简单采取"一刀切"的策略,要按常住人口来配人。
人口流出的县该减,人口涌入的镇反而缺人,一刀切下去,两头都不对。
我始终觉得,编内工资的底线该守,它是基层的压舱石。
可压舱石不能变成谁也碰不得的护身符。
钱宽裕的时候大家一起分,钱紧的时候也该大家一起扛,从机关自己身上先紧起,而不是先从临聘人员和老师的工资条上紧起。
所谓铁饭碗,"铁"的从来不是碗,是碗背后那个能持续产出的经济。
税源干了,再铁的碗也只能等别人往里添。
范仲淹没能做成的事,今天靠一支笔勾名册也做不成,得靠一个县自己长出产业、留住年轻人。
一个时代最好的饭碗,不是哪个部门发下来的,是一群人一起挣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