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娱乐资讯网

那一夜李隆基闯宫时,韦后还没想明白自己输在哪

景龙四年六月二十日夜,长安城禁苑的南门被斧锯劈开。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走在前面,身后是两百多个拿斧头和锯子的工匠。他要杀的人,此刻正在宫里的某处睡着。这件事后来被写成“唐隆政变”,写得像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义举。但把《资治通鉴》那几页翻来覆去读,真正值得琢磨的不是那一剑,是剑落下去之前,各方各自以为自己手里握着什么。
第一章 韦后把武则天当成了模子
韦后听见“逆子”这句话从自己嘴里出来的时候,大约还带着一种长辈训斥晚辈的惯性。她毒死中宗的说法,写在《新唐书》和《资治通鉴》里,《旧唐书》的本纪对此不著一字。史家早已指出这桩指控的记载并不严整。但韦后真正的问题不在这里。


她想走武则天走过的路,用的却是最粗劣的仿制办法。斜封官明码标价,三十万钱换一道墨敕,屠户卖酒的都能挂上朝散大夫的散衔。她以为官帽子撒出去就是人心。可万骑营的将士被韦播、高嵩按在地上捶打立威的时候,那些用钱买来的“忠心”一个也没有站出来。范文澜评价她“只有暴行,并无武则天的政治才能”,话说得直,不算冤枉。
韦后至死没有弄明白一件事:武则天在宫里的根基,是一层一层从才人、昭仪、皇后一路走过来的。韦后直接从皇后的位置上跳到了“太后摄政”,脚下的台阶是空的。她临朝的那十几天,唯一认真做的事是往禁军里塞韦家子弟。这恰恰是最刺眼的一步,等于告诉所有姓李的人:下一个要动的,就是你们。
第二章 李隆基没给自己留退路
李隆基决定动手的时候,身边有人提醒他:这件事要不要先告诉相王,也就是他的父亲李旦。他的回答被原原本本记在《资治通鉴》里:“我曹为此以徇社稷,事成福归于王,不成以身死之,不以累王也。”
这句话读起来像豪气,细想是冷气。他不是在替父亲做决定,他是在替自己划定责任边界。成了,功劳算父亲的;败了,自己把命填进去,不牵连相王。一个二十五岁的人说出这种话,说明他已经想清楚了:政变这件事,人多未必好,知道的人越多,走漏风声的可能越大。钟绍京到了约定当晚一度反悔,想把李隆基拒之门外,是他妻子许氏一句“同谋素定,今虽不行,庸得免乎”把人推了出去。连已经点头的人都会缩回去,何况本不在局中的父亲。
上官婉儿死在这套逻辑的同一条线上。她“执烛帅宫人迎之”,把与太平公主合拟的遗诏草稿拿给刘幽求看,上面写着“相王辅政”。刘幽求替她说了话,李隆基“不许”。不是遗诏不够真,是李隆基不打算留下任何一个在宫里“草制”写了二十几年的人。婉儿从武则天时代活到中宗时代,谁的诏书都写过。今天她可以写“相王辅政”来保命,明天她就可以替另一个人写另一份草稿。李隆基要的不是一份文书,是一个不再有人能随手写文书的环境。手起刀落,蜡烛还亮着。
第三章 杀完韦后,棋盘没有收
韦后跑进飞骑营的时候,大约以为那里至少能挡一阵。斩下她首级的,就是飞骑营里的人。安乐公主正在对镜画眉,军士进来的时候,眉可能只画了一半。这些细节被司马光收进书里,像顺手记下,又像故意留给后人看:韦后经营了那么久的“自己人”,最后连一个报信的都没有。
但政变不是在一个清晨结束的。李隆基出宫见李旦,“叩头谢不先启之罪”,李旦抱着他哭,说“社稷宗庙不坠于地,汝之力也”。这一幕很动人。问题是,把社稷从地上扶起来的人,下一次未必还愿意只做“叩头”的那一个。太平公主在政变中是李隆基的同盟,她的儿子薛崇简参与密谋,李旦复位之后“宰相七人,五出其门”。她站在哥哥身边的时候,看到的是一场胜利。她没有看到的是,一个刚刚用一夜时间清空了韦氏集团的人,不会突然学会跟另一个有权势的人长久地分享朝堂。
政变那一夜,李隆基带进禁苑的是一群拿斧锯的工匠和倒戈的万骑。他靠的不是名分,是时机。韦后输,不是输在那一剑上,是输在她一直以为权力是可以“学”来的,可以“买”来的,可以靠姓韦的人站满禁军就稳稳拿住的。李隆基从头到尾知道它是什么:是一件必须在别人动手之前先动手的事。
参考史料出处
《资治通鉴》卷第二百九(唐纪二十五),唐隆元年六月庚子条,载李隆基入禁苑、葛福顺斩韦璿等、韦后走入飞骑营被杀、安乐公主画眉被杀、上官婉儿以制草示刘幽求而“隆基不许”、李隆基不先启相王之语及“事成福归于王”之对。
《旧唐书·本纪》与《新唐书》《资治通鉴》关于中宗死因的记载差异,及“韦后毒杀中宗”一事不见于《旧唐书》本纪的讨论,见韦后之乱相关考述。
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等以“斜封官”纳贿授官事,见《册府元龟》卷一八〇及《唐史纪》所载“用钱三十万则别降墨敕除官”条。
万骑将士因韦播、高嵩榜捶而怨,葛福顺、陈玄礼见李隆基诉之,李隆基“讽以诛诸韦”事,见《资治通鉴》卷二百九。
太平公主与李隆基共同发动唐隆政变、李旦复位后“宰相七人,五出其门”事,见唐隆政变相关记述。
范文澜《中国通史》第三册评韦皇后“只有暴行,并无武则天的政治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