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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月亮

编辑| 王红

初审|文瑞

前言

1988年，一个叫米家山的四川导演，用不到两个月时间，拍出了一部让中国电影史绕不过去的电影。

那部电影叫《顽主》。

二十五年后，冯小刚当着一屋子人的面说："《顽主》才是《私人订制》这种模式的祖师爷。"

可那时，米家山已经消失在公众视野里很久了。

革命家庭里长大的理科生

1947年5月6日，米家山出生在山西。

这个时间节点放在中国历史里，说普通也普通，说特殊也特殊——两年后新中国成立，他这一代人，生来就是"共和国同龄人"的那批。

他的家庭背景，放在那个年代，算是相当硬的。

父亲米建书，1931年参加革命工作的老革命，后来官至成都市市长、市委书记；母亲马俊之，退休前是四川医学院院长，该校后来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她任过该校顾问。

父母双方都是体制里的人，一个管政务，一个管学术，家里不缺书，也不缺见识。

这样的家庭里长出来的孩子，往往有两种走向：一种顺着父母的路走，进体制，做官；另一种偏偏不走寻常路，往文艺里钻。

米家山是后者。

但他一开始想的不是文艺。

中学时代的米家山，理科成绩相当好，心里有个念头——考哈尔滨工业大学，将来做科学家。

那个年代的年轻人，科学家是真正的"顶配"梦想，不像现在，当时那叫志存高远。

然而1966年，这个梦想被切断了。

文化大革命开始，高考停了，大学关了，米家山的科学家路，到此为止。

1968年，他跟那一代城市青年一样，被下放去山西插队。

在农村那几年怎么过的，史料里记载不详。

但我们能知道的是，他在那段时间里没有沉下去——他把注意力转向了美术，这是后来改变他命运的一个支点。

1975年，米家山从山西大学艺术系美术专业毕业。

他拿到的是一张美术专业的文凭，不是电影，不是导演，是画画。

毕业分配，他被送到了峨眉电影制片厂。

峨眉厂，是四川最重要的电影生产机构，80年代出过不少好片子。

但米家山刚进去的时候，不是拍电影的，他的具体工种，叫"绘景"——就是按照导演的意思，画布景。

导演要什么，他画什么，没有自己决策的空间，连半个创作者都算不上，更像一个执行工具。

他的起点是美工系列里最基础的那一档。

上面还有美工设计、美术指导，绘景是在最底层的，负责把别人画好的图样落实到实际布景上，大量的工作是重复性的技术活，谈不上什么创作。

对于一个在理科上有过雄心的年轻人来说，这份工作和他曾经想象的未来，差得有点远。

但他没有沉，也没有抗拒，就在那个位置上撑着，等机会。

这就是米家山的起点：一个理科生的梦碎，一个美工的开始，和一个导演的遥远预兆。

从绘景工到导演椅——一步一步，全是代价

1977年，峨眉厂要拍一部叫《奴隶的女儿》的片子，需要去上海选演员。

这个任务落到了米家山头上——一个美工，去做选角的事，本来不是他的职责范围，但厂里就这么安排了。

他去了上海，在上影厂门口，遇到了一个叫潘虹的年轻女演员。

那时候的潘虹，还不是后来那个拿遍各大奖项的影后。

她只是上影厂一个前途未明的演员，站在那里，恰好被米家山看到了。

米家山一眼就觉得这人对，但人在谢晋剧组，借人不容易。

他费了相当大的周折，才把潘虹从谢晋那里借出来，让她出演《奴隶的女儿》。

这次选角，成了米家山职业生涯的第一个转折点——因为这件事，他被认可了，此后开始承担导演助理的工作。

美工到导演助理，看起来只是职务的调整，但实质上是从执行层跨入了创作层，从"画别人想要的东西"变成了"参与决定拍什么、怎么拍"，这个跨越，对他后来的路至关重要。

这次上海之行，还有另一条线。

米家山和潘虹相识，两人因为共同的电影事业结缘，1978年前后结婚。

这段婚姻持续了大约八年，1986年离婚。

两人在公开场合都把原因归结为聚少离多、事业繁忙——这个答案放在那个年代的电影人身上，不算奇怪，只是未免过于干净。

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米家山和王小丫曾有过一段恋情，王小丫比他小21岁，但最终分手，并未步入婚姻。

1980年，米家山深度参与了电影《枫》的制作。

这部片子拍的是文革武斗题材，在那个年代能拍出来，本身就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

影片于1980年9月完成，属于最早一批正面反思文化大革命的国产电影之一，获利6.14万元。

但米家山本人对这部片子并不满意。

他认为影片的视觉语言太保守，明明是有力量的题材，拍出来的东西却没能把力量打出去——这种遗憾，后来一直跟着他。

题材对了，拍法错了，这种感受对一个正在成长的导演来说，往往比失败本身更难受。

它让你清楚地知道差距在哪里，又找不到立刻弥补的办法。

1983年前后，一个机会来了——峨眉厂批准他和另一个年轻人一起去北京电影学院进修。

那个一起去的人，叫韩三平，后来成为中国电影集团董事长，是中国电影市场化进程里最重要的操盘手之一。

两个人从四川出发，去北京读了两年书。

这段进修经历，是米家山真正意义上系统接受电影训练的开始。

但在进电影学院之前，他已经有过一次正式创作被"枪毙"的经历。

1982年，他完成了一部电视剧，片子还没播，就赶上了第一次"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直接被停播，什么都没留下。

创作者最难受的，往往不是作品被批评，而是作品根本没能跟观众见面，就已经死在了审批流程里。

那部电视剧的遭遇，让米家山第一次正面遭遇了中国电影体制的另一面。

北京进修期间，他和韩三平联合执导了《不沉的地平线》。

这部片子命运更惨——送审五次，改了二十多遍，改到1986年底，还是因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直到1994年，这部影片才正式被解禁，获得了完整的公映机会。

五次送审。

二十多遍修改。

每一遍都意味着重新剪辑、重新配音、重新等待，然后重新被退回来。

一部片子从拍到送审，前后花了多少人的精力、时间、资源，全部打了水漂。

米家山后来谈起这段经历，话不多，但能感觉到这件事在他身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

他开始明白，在中国拍电影，光有才华不够，你还得懂得和体制周旋。

一个好剧本进了错误的时间窗口，就是死路一条，这不是才华的问题，而是时机的问题，是选择的问题。

这段经历没有让他退出，反而让他更清楚自己想拍什么，以及为了拍成一部片子，他愿意付出什么代价。

《顽主》——1988年最烫手的那部电影

1988年，是中国电影史上一个密度极高的年份。

那一年，王朔的小说改编热突然爆发。

同期开拍的王朔改编电影，一共四部：《顽主》《轮回》《大喘气》《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四部片子同时在拍，这在当时是相当罕见的现象——某种程度上，这说明市场已经嗅到了方向，王朔那种口无遮拦、市井气十足的叙事方式，正在成为一种商业信号。

后来这一年被称为"王朔年"，而这个称谓，据说正是米家山本人所命名的。

米家山接手的是《顽主》。

这件事本身就有点绕——《顽主》这个故事，峨影艺委会一开始不认可。

片子里那几个靠"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为生的年轻人，游手好闲，满口损话，没有理想，没有担当，放到艺委会的审美框架里，这就是"宣扬不健康生活方式"。

米家山没有硬顶。

他选择了一个更实际的办法：主动去找厂里签协议，承诺如果这部片子拿不到足够的票房，他自己出钱赔偿。

利润的50%必须返还给厂子，若未达标他将面临停职两年、停发工资的处罚。

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这叫"特殊条件上马"。

厂里看他把钱都押上了，风险转移了，就批了。

整个拍摄，从开机到杀青，不到两个月。

速度快，不代表草率。

事实上，《顽主》之所以后来被普遍认为是四部王朔改编电影里最契合原著精神的一部，核心原因恰恰是米家山的"不乱动"。

王朔后来谈到这件事，说话一贯毒辣，直接说：其他几个导演都想大幅改动，各种加戏、改结构，唯独"米家山没什么本事，就按小说拍，所以拍出了好东西"。

这话说得损，但是实话。

忠实原著，在改编电影里往往是最难做到的事——因为大多数导演都觉得自己比原著作者更懂那个故事。

米家山没有这个毛病，或者说，他的选择是克制。

他没有往里塞自己的"导演意图"，没有强行升华主题，没有让人物去做符号，就是照着王朔的节奏往下走。

这种克制，放到整个中国导演群体里，非常罕见。

电影的卡司，放在今天看，是一份让人倒吸冷气的名单：葛优、梁天、张国立，三个人在拍《顽主》之前，都算不上一线。

就是靠这部片子，三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位置——葛优找到了那种吊儿郎当又天然的喜剧感，张国立找到了市民气质里的松弛，梁天找到了小人物的精准。

这张卡司单后来的走向，也从侧面证明了米家山的眼光。

他不是在捧已经被认可的人，他是在第一时间发现这些人可以做什么。

1988年，《顽主》在国内公映。

1989年，电影进入多伦多国际电影节展映。

同年，《顽主》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音效四项提名——按照这个提名数量，原本是奔着拿奖去的。

然后事情出了变化。

在八十年代末的全国文联大会上，评论家仲呈祥点名批评《顽主》，说这部电影是"建国以来最反动的电影"。

这个定性，放在那个年代的话语环境里，分量极重。

"最反动"三个字，不是文艺批评，是政治表态，是给一部片子贴上一个随时可能引发连锁反应的标签。

六项金鸡奖提名，最后颗粒无收。

票房层面，《顽主》有赢利，但没有达到米家山当初承诺给厂里的利润比例。

按照当初签的协议，他要为此负责。

结果：停职两年。

从获得多伦多展映资格，到被定性为"最反动"，再到金鸡奖颗粒无收，再到停职——这一系列事件发生在同一部电影、同一时期之内。

荣耀和代价，同时到账，没有缓冲。

这就是《顽主》给米家山的全部：一部进了电影史的作品，和一个随之到来的两年停职。

停职之后——离场、转身、再被想起

停职两年，对一个正处于上升期的导演来说，是相当重的处分。

但米家山没有就此消失。

停职期间，他转战福建厂，拍了两部片子：《袁氏遗产案》和《你没有16岁》。

《你没有16岁》触碰了教育问题，片子拍完被禁演，又一次遭遇审查——对米家山来说，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他对这套流程的感觉，大概比大多数导演都要熟悉。

《袁氏遗产案》的命运则完全相反——这部片子给福建厂带来了200万的利润，厂长陈剑雨直接邀请他留下来自由创作。

"自由创作"这四个字，在电影体制里含金量极高。

意味着你可以不受常规审批流程的束缚，按自己的想法来。

这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资源，能拿到这个待遇的导演，在当时的国产电影圈里并不多。

1994年，之前被压住的两部作品——《不沉的地平线》和《你没有16岁》——同时获得解禁。

两部在不同年代因为同一套逻辑被叫停的片子，终于可以公映了。

《不沉的地平线》从拍摄到解禁，前后横跨将近十年，这部片子的命运，几乎浓缩了那个年代独立创作者和审查体制之间的全部张力。

同一年，米家山受邀拍摄了一部主旋律电影，算是在体制内完成了某种形式的"和解"。

这个选择谈不上高下，只能说是现实的考量。

但真正的转身，发生在1990年代末之后。

米家山逐渐告别了电影厂，转去做广告公司。

这个选择，在当时的导演群体里并不罕见——90年代中期之后，广告行业的钱比拍电影来得快，而且不用过审，不需要等漫长的审批窗口，也不需要对着改了又改的剧本发愁。

对于一个几次三番遭遇审查的导演来说，这个行业的吸引力可想而知。

他妹妹在四川做房地产，据报道米家山也曾参与协助经营。

他在商业世界里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电影圈里的人慢慢忘了这个名字。

这段沉默期很长。

长到足以让一代新的电影从业者成长起来，他们知道《顽主》，知道葛优、张国立、梁天，但不一定知道导演叫什么。

这部片子的导演，在很多人的认知里，是一个模糊的背景信息。

直到2011年前后，他才重新把重心移回导演工作。

这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电影市场的格局早已天翻地覆——当年跟他一起从峨眉厂出来的韩三平，已经是中国电影集团的掌舵人，主导了《建国大业》《建党伟业》这些大体量主旋律商业片的诞生；当年在《顽主》里演配角的葛优，早就是中国最顶级的票房保障之一；而米家山本人，对于新一代观众来说，几乎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2013年底，冯小刚在一个场合，当着多人的面，对米家山说了一句话："《顽主》才是《私人订制》这种模式的祖师爷。"

这句话被《经济观察报》的记者记录下来，成为那篇专访最有分量的片段之一。

这句话的背后有一个逻辑值得点出来：《私人订制》的核心概念——替人实现愿望、满足需求、定制服务——和《顽主》里"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3T公司，在结构上是高度相似的。

冯小刚不是不知道这一点，他说出来，是一种公开的致敬，也是对历史的一次补课。

在中国电影圈，这种公开承认血缘关系的表态，本身就不多见。

米家山听到这句话，已经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人了。

在那之前，他已经在公众视野里消失了将近二十年。

那部让他被停职、被批判、也让他被记住的电影，早就成了中国电影史教材里的案例。

而他本人，从导演到商人，从峨眉厂到广告公司，兜兜转转，最后被人想起，是因为另一个导演拍了一部向他致敬的片子。

这就是米家山的故事。

一个理科生没能成为科学家，成了美工；一个美工没能老老实实画布景，成了导演；一个导演拍出了一部传世之作，然后消失了二十年；二十年后，他被另一部电影重新带回公众视野。

每一步都像是意外，但每一步又都有迹可循。

1988年那个夏天，不到两个月，他拍完了《顽主》。

那是他职业生涯的顶点，也是他被体制反噬的起点。

停职、转行、再出发，然后在六十多岁被一个后辈导演公开致敬。

他已经拍出了那部片子。

接下来的事，他不欠任何人。

至于那部电影，它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