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斯娱乐资讯网

西路军陈宜贵——走出祁连山以后

1938年春天,靠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同志的帮助,我终于回到党的怀抱——延安。看着同志们一张张亲切的笑脸,一年来经历的重重磨难,一下子涌上心头。我站在延河边,长长吐出胸中憋了许久的闷气,望着晨光里高高的宝塔山,热泪模糊了双眼,那些惊心动魄的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1937年冬天,红西路军在河西走廊遭遇失利。总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总保卫局长曾传六把我和总部一百多名干部召集起来,组建干部游击大队,由马良俊担任大队长,我当政治委员。我们接到任务:向东行动,牵制敌人,想办法渡过黄河接应援西军,之后去延安,向党中央汇报西路军的情况。
祁连山到处都被敌人封锁,我们这支一百多人的小队伍,想要突围出去难如登天。十几天里,在狭长的河西走廊,我们一次次遭到马家军骑兵和反动民团的拦击。就算战士们拼死血战,终究敌不过数倍的敌人,这支游击大队仅仅坚持了18天,就被打散了。
我从敌人的包围圈里钻出祁连山的时候,身边只剩下三中队长一个人。
乌云压得很低,西北风裹着沙砾,像盐水泡过的鞭子,狠狠抽在我们脸上。放眼望去,只有茫茫荒漠,远处祁连山只剩下模糊的轮廓,几只老鹰在灰蒙蒙的天上盘旋。悲凉的景色,让我们心里更加沉重。一连好几天,我们躲在荒山、树林里四处寻找失散的战友。在张掖一带,我们意外遇上了九军政治部管理科长、总部报务员和一名通讯员。患难相逢,大家又激动又心酸,紧紧抱在一起。原来他们几个,也是西路军失利后死里逃生的。我跟他们说起,我们打算去延安,话还没说完,几个人激动地抓住我的手,异口同声说:“太好了!我们也想去延安!”
就这样,我们重新组成一支小小的队伍,抱着同一个革命信念,向东赶路。
黄河以西,还是马家匪帮的天下。到处都设着关卡,严查来往行人。悬赏捉拿我们的告示、“私通共匪杀全家”的标语贴得到处都是;马家骑兵搜捕队像饿狼一样四处搜寻失散的红军战士。为了活命,我们常常白天躲进深山密林,等到夜里才敢赶路。
一个寒冷的夜晚,我们走到一座小山村,来到一间破旧的土屋门前。我轻轻敲了敲门,门“吱呀”开了一条缝,一个瘦瘦驼背的老汉探出头,警惕地打量我们。顺着老汉的目光,我们低头看看自己:头发乱蓬蓬垂到耳根,身上的破棉袄撕成一片一片,每个人腰上挂着讨饭的布袋,手里还拄着打狗棍,模样狼狈极了。
我赶紧编话:“老人家,我们是外地做生意的,赔光本钱回不去家,求您行行好,赏一口饭吃吧。”
老汉叹了口气:“这年头兵荒马乱,出门不容易啊。”他把我们让进屋里。这是一位独居老人的家,屋子又黑又脏,土炕上只有一床露着棉絮的破被子,家里穷得一无所有。
没多久,老汉端上来一盆热腾腾的菜粥:“粗茶淡饭,别嫌弃,将就吃点。”我们太久没吃上热饭,大口大口喝着粥,冻僵的手脚慢慢暖和过来。老汉坐在一旁,安安静静看着我们,眼神里藏着疑虑。
等我们吃完,老汉点上一锅烟,慢慢开口:“我看得出来,你们不是做生意的人。”接着,他给我们讲了一件事:
本地有一户大户人家,骡马成群、家丁众多,平日里欺压穷苦百姓。有一回老太爷给孙子办寿宴,正热热闹闹喝酒的时候,门口来了几个衣衫破烂的人,说是做生意亏了本,上门讨一口饭。家丁拦着不让进,双方吵了起来。老太爷恼羞成怒,开口大骂。领头的汉子劝他说话客气些,老太爷却抓起烟袋狠狠砸过去。汉子厉声告诉他,可以骂自己,但不能骂共产党!说完亮出枪,震慑了这伙人,饱吃一顿之后从容离开。
老汉讲完,笑着对我们说:“你们不用瞒我,我看得出来你们是什么人。像你们这样说‘折了本钱’的人,我接待过不止一个。古人说,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没关系,只要人还在,就不愁成不了大事!”
望着老汉慈祥真诚的眼睛,我们不再掩饰,会心一笑。
我们连忙问:“大爷,那几位好汉后来去哪了?会不会是游击队的同志?”
老汉摇摇头:“说不准,他们来无影去无踪,马家军搜了好多天,连一点影子都找不到。”
这天晚上,我们就留宿在老汉家中。夜深了,呼啸了一天的西北风慢慢停下。躺在土炕上,我久久睡不着,老汉的话一直在我心里回响。西路军虽然打了败仗,可战友们还在坚持战斗。失败只是暂时的,只要不丢掉信心,只要活着走到延安,我们早晚有一天,一定会打回来!
第二天一早,我们和老人告别。刚走出村口,一队马家骑兵直冲过来,敌人越来越近,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我仿佛看见,很多被俘的红军战士被敌人捆着押走。高台失守之后,凶残的敌人甚至把董振堂军长的头颅割下来挂在城门上……想到这里,仇恨在我心里燃烧,我悄悄给身边战友递眼色,手慢慢伸向怀里的驳壳枪。
“别乱动!他们认不出你们!”身后忽然有人拽了拽我的衣角,低声提醒我。我一下子冷静下来,想起李卓然主任交代的任务,立刻想出办法,钻进路边下地干活的乡亲中间,装作种地的老百姓。
骑兵果然没有认出我们,耀武扬威从我们身边经过,马蹄声渐渐远去。
我松了一大口气,回头感激地看向提醒我的老乡。他不是昨晚收留我们的老汉,却同样有着一副善良热忱的面孔。我们向他道谢,他挥挥手笑着说:“谢什么,咱们都是苦命人,谁不向着谁呢?”旁边其他老乡也凑过来劝我们:“马家军最近查得很紧,见生人就抓,这里不能久留,你们快点逃命!”
我们依依不舍告别乡亲,匆匆离开这里。
又走了半个多月,我们来到离山丹不远的一处小煤窑。夜里,我们先到工人的住处讨了一点吃的,借住在一位大胡子工人的窝棚里。连日赶路,所有人都累到极点,躺下没多久就沉沉睡去。我心里装着事,盯着昏暗的煤油灯睡不着。
“兄弟,怎么不睡?”胡子大叔问我。
“睡不着。”
“是不放心我,还是心里有事?”
我避开他的问题,反问:“大叔,这里离黄河还有多远?”
“远着呢,像你们这样步行,最少还要走半个月。”
半个月,听着很长。自从走出祁连山,我们已经走了四十多天。我还记得在祁连山分开的时候,总部同志说,三月初西路军危急的时候,中央派出四个军组成援西军,说不定他们还在黄河东岸等着我们!
夜深了,胡子大叔坐在炕沿上,垂着头,粗糙的大手抓着头发,不停叹气。
我轻声问他:“大叔,您怎么也不睡?”
“唉,跟你一样,心里有事。”大叔叹了口气,裹紧身上破旧的羊皮袄,跟我说,“我老家是酒泉的,家里有老母亲,还有妻儿老小。就怕马家军抓壮丁,才跑到这里挖煤讨生活,出来整整四年,不知道家里人现在是生是死。我们穷人,穿不好、吃不饱,一点活路都没有啊!”
听完他的话,我不知道该怎么安慰。
大叔抬头看着我,眼里满是期盼:“咱们都是穷苦人,你们能不能帮我们一把?南边不远有个地主,心肠狠毒,粮食堆满粮仓,却一点都不肯借给挨饿的乡亲。你们身上有枪,今晚跟我们走一趟,救救我们穷人,我们永远记着你们的恩情!”
我叫醒战友一起商量,大家听说要帮穷苦百姓打击恶霸,全都愿意。胡子大叔高兴得跑出去,很快叫来七八个壮实的小伙子,大家拿着镐头、布袋。大叔让我们换上破衣服,用锅灰涂黑脸,他自己也遮住脸,只露出一双眼睛。一切准备妥当,我们趁着夜色出发。
财主家两扇厚厚的大门紧紧关着,门口立着石狮子。管理科长上前敲门,里面没人应答。我们用镐头使劲砸门,还是没有动静。我拔出驳壳枪朝天上放了两枪,大家跟着大声喊话:“快开门!再不开就扔手榴弹、烧房子了!”
这一招起了作用,大门打开,我们一拥而入。财主一家人看见我们这身打扮,以为是山里的土匪,吓得不敢抬头。胡子大叔和小伙子把老财主揪到地上,他吓得浑身发抖,不停念叨:“给钱、给粮,我都给!”
我拿枪指着他说:“老实听好,我们是红军游击队,今天来向你借粮食!”
老财主赶紧赔笑,转身叫家里人开仓放粮。胡子大叔带着人去后院装粮食,我们留下来,跟老财主定下三条规矩:第一,以后不准欺压百姓,少做恶事;第二,以后红军再来借粮,不许阻拦;第三,我们走之后,你可以向马家军报告,就说红军来借粮,让他们到北山来找我们。
老财主连连点头答应。
只用一个时辰,我们扛着沉甸甸的粮食,顺利回到小煤窑。
五月的一个夜晚,我们终于听见黄河奔腾的咆哮声。“到黄河边了!”大家压抑不住激动,高声呼喊,踩着尖利的碎石,跌跌撞撞爬上高高的河沿。在一位老船工的帮助下,我们连夜坐着羊皮筏子,渡过黄河。上岸之后,我们沿着河岸四处寻找援西军。
一天中午,我们在一棵大树下休息,河塘边,一个留着短辫、穿黑绸小褂的男人坐在树下钓鱼。我们打扮成抓逃兵的国民党士兵上前搭话:“先生,有没有看见两个逃兵从这里经过?”
钓鱼人打量我们,摇摇头说:“没看见。你们是抓逃兵的?”
“是啊,最近逃兵很多。”我小心地回答。
我们闲聊了几句,看他见识很广,我忍不住问:“你知道去延安怎么走吗?”话刚出口,我心里一下子紧张起来。
钓鱼人神色不变,反问我们:“你们想去延安?”
我连忙解释:“不是不是,延安是共产党的地方,我们哪敢去。只是听说常有国军士兵往那边跑。”
钓鱼人把去延安的路线简单讲给我们,还热心说:“天色不早,你们赶路也累了,如果不嫌弃,今晚到我家里留宿吧。”
我婉言谢绝:“谢谢您的好意,我们还有公事,不能耽误,后会有期!”说完,我们转身准备上路。
谁知道他突然拦住去路,大喝一声:“红匪,缴枪!”伸手一把揪住我的衣领,另一只手来抢我藏在内衣里的驳壳枪。
身边战友立刻举枪对准他:“不许动!”那人吓得松开手,扭头就跑,脑后的小辫子甩来甩去。
我暗自庆幸,还好提前留了心眼,差点掉进圈套。看样子,他不是民团,就是敌人的密探。我们不敢多停留,赶紧离开。
天黑之后,我们来到一座村庄,住进一户普通人家。主人看我们这身打扮,不停盘问。吸取白天的教训,我们只说自己是抓逃兵的,别的一句话不多说。吃过晚饭,主人回里屋休息,我们早早躺下,一夜平安无事。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还没起床,主人就笑着过来招呼:“昨晚招待不周,各位多多包涵。早饭准备好了,一定吃完再走。”
我说:“不用客气,我们还有要紧事,要赶路。”
他再三挽留,我心里越想越不对劲:昨晚他对我们还十分冷淡,一夜之间怎么突然这么热情?难道他看出破绽,夜里有人给他报信?不管怎样,先走为上。我叫醒战友,匆匆穿上衣服出门。
刚走出不远,迎面碰上几个拿着刀枪的民团,领头的正是昨天那个钓鱼人。他厉声大喊:“小子们,哪里走!”抬手就是一枪,子弹从我们头顶飞过。
我们见情况不妙,拼命往村外跑,可村口早就被民团围住。他们挥着刀枪叫喊:“抓红匪!别让他们跑了!”
我举起驳壳枪连续射击,民团慌忙闪开一条路,我们趁机冲出去。
我们在前面拼命奔跑,敌人在后面紧追不放。跑久了,我们累得气喘吁吁,双腿沉重得抬不起来,子弹也快打光了,只能抢占一座光秃秃的小山丘。
还没喘口气,山下又传来喊声:“红匪,你们跑不掉了!缴枪吧!”我们被包围了,敌人害怕硬拼,只远远放枪、喊话。
双方僵持许久,山下上来一个人,说是要谈判。等他走近,我们认出,又是那个钓鱼人。我强压怒火,看他到底想干什么。
“把枪交出来,就放你们走;不然,一个都活不成!”他喊话。
我怒喝一声,抬手一枪打中了他。
可这一枪,打光了我最后一颗子弹,其他人的枪也全都空了。山下民团大喊:“红匪没有子弹了!抓活的!”
我咬咬牙,捡起地上的石头,和战友对视一眼,准备和敌人拼死一战。
就在万分危急的时候,狂风突然刮起,沙石漫天,闪电在头顶炸响。敌人被狂风惊雷吓得乱作一团,抱头逃窜。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冲出包围圈,死里逃生。
过了黄河,我们绕开回民聚居的平凉。为了早点赶到延安,我们不再只夜里赶路,只要有力气,就不分昼夜向前走。
一天中午,我们来到一座镇子,不清楚里面有没有敌人,就让报务员先进镇打探消息,我和另外两人在镇外田边等候。我躺在田埂上,晒着太阳,心里想着一路的艰险,想到马上就能回到党中央身边,慢慢睡着了。
“起来!跟我们走!”一声吼叫把我惊醒,有人狠狠踹我的腿。我睁眼一看,好几个国民党士兵举着刺刀对着我们,派出去的小报务员站在一旁,眼泪汪汪。
敌军官开口:“红军先生们,请吧!”
我一下子明白:我们被捕了。
这里是泰安城西关,国民党毛炳文的部队驻守在这里,表面上承认国共合作,暗地里一直在抓捕红军。年轻的报务员轻信敌人的谎话,以为国共已经是一家人,带着敌人找到了我们。
我们被关进一间没有窗户、又黑又暗的小屋,大家垂头丧气。我知道伤心没用,必须想办法脱身。我想起在总保卫局受训时学到的对敌斗争办法,立刻把战友召集到一起,鼓励大家稳住心神,想好说辞,就算牺牲,也绝不能暴露身份和去延安的目标。
第二天上午,房门被推开,几个士兵押着一个军官进来,逼我们靠墙站好。军官凶狠地审问我们姓名、职务、任务,威胁不说实话就枪毙。
我看见小报务员吓得脸色发白,怕他撑不住,抢先开口:“我叫冯少堂,在红军当传令兵,四川苍溪人。队伍打散之后我跑出来,想回家照顾父母。我们几个本来不在一个部队,路上才碰到一起。”
其他战友,也按照提前商量好的话回答。敌人看我们衣衫破烂、年纪不大,半信半疑,反复审问三四次,审了十几天,什么破绽都没有找到,只能暂时作罢。
有一天,我单独被押去审讯,这次是敌政训员问话。他阴阳怪气地打量我:“你哪里是传令兵,怕不是当官的吧?”
我心里一惊,怀疑身份暴露,很快冷静下来,重复之前的口供。
他冷笑一声,拿出从我身上搜走的驳壳枪放在桌上:“传令兵怎么会带这个?老实交代!”
我装作胆小的样子:“长官,这是我捡的破枪,里面早就没有子弹,我想着卖掉换路费回家。”
政训员思索一阵,好像信了我的话,让我留下当兵。
我急忙拒绝,说家里还有年迈父母,只想回家。可任凭我怎么哀求,他只是哈哈大笑。
就这样,我和管理科长被分到同一个排,被迫留在敌军队伍里。这个政训员十分狡猾,只安排我们训练,不让我们站岗,更不许单独走出营区,严防我们逃跑。
一个月过去,我们一直找不到脱身机会,我心里万分焦急。任务还没有完成,我绝不能被困在这里。
我们排里有个四十多岁的老兵,看我整日愁眉苦脸,关心地问我心事。我半真半假告诉他,家里父母重病、家乡受灾,我十分挂念家人。老兵很同情我,告诉我城外有座乌龙庙,可以去求签问吉凶,还说自己打仗前都要去卜卦。
我本来不信这些,可身陷绝境,哪怕只是一点安慰,我也想试一试。老兵帮我求情,我们一起去庙里抽签。签纸上一行字:“防口舌”。我心里一惊,之后更加谨言慎行,默默盘算逃跑的机会。
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毛炳文的部队奉命调往上海前线,编入三十六师。这是难得的机会!我悄悄和管理科长商量,准备转移途中趁机逃跑。
载着士兵的火车日夜开往上海。夜深了,车厢里安静下来,车轮“哐当哐当”向前滚动。火车开进河南境内,速度慢慢降下来。管理科长瞅准机会,纵身跳出车厢。我正要跟着跳,外面响起枪声,还有人大喊“有人跳车!开枪!”我没能跟上,心里又担心战友,又后悔错过了机会。
我们被押到上海,补进江湾的国民党三十六师,投入对日作战。一天拂晓,部队抵挡不住日军进攻,全线溃败。撤退的时候,我的脚被打伤,被丢在路边。我咬着牙一路爬行,爬到闸北区,拦住一辆汽车,被送进中山医院。进了医院,总算脱离敌人看管,我暗自庆幸。上海快要沦陷的时候,我跟着伤兵挤上火车,一路到了江西。
我住在江西进贤县的后方医院,听伤兵们闲聊,华北战场国军节节败退,还好八路军东渡黄河,在平型关重创日军,稳住局面。这时,红军已经改编成八路军。我一边攒路费,一边打听八路军的消息,寻找去往延安的路。
几个月之后,我的伤慢慢养好,路费也攒够了。我从报纸上看到,西安设有八路军办事处,一个念头立刻在我心里升起:先去西安,再奔赴延安!去往西安路途遥远,关卡密布,我打算先弄到一张通行证。医院里有个司务长,好酒、看重义气,我拿出攒下的路费,请他喝酒。
一次酒喝到尽兴,我趁机开口:“大哥,我想回家,没有通行证,能不能帮帮我?”又顺着他的心意恭维几句。
他听得十分高兴,一拍胸脯:“这事包在我身上!”没过几天,我顺利拿到了通行证。
夜深月明,万事准备妥当,第二天一早就要出发。我躺在床上睡不着,望着月光,想起七年前离家参军,母亲偷偷抹泪送我远行。七年没有音讯,不知道家里亲人是否安好,我心里十分纠结:要不要先回家看看亲人,再去延安?
可很快,更坚定的信念压住了乡愁:我是共产党员,上级交给我的任务还没有完成,革命大事要紧。我压下思乡的念头,一心向着延安前进。
第二天,凭着通行证和一枚抗战纪念章,我坐上西行的列车,奔向我们日夜向往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