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20日上午11时,北京首都机场,一架专机平稳落地。走出机舱的是李宗仁——十六年前从香港登机赴美的那位"中华民国代总统"。
去机场迎接的人堆中,他马上注意到一位个子高、身形偏瘦的人;这人穿着深蓝中山装,与章士钊、黄绍竑站一起,身旁跟着夫人李淑贤。那人正是爱新觉罗·溥仪,也就是华夏末代君主。
周恩来与李宗仁夫妇一同来到溥仪面前,开口介绍:"这是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先生!"旧日皇帝同旧日总统,就在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眼前,把手牢牢握到了一处。
曾担任过"代总统"者,与曾坐过龙椅者,在同一座机场相握;旧时代拿出的答案,不外如此。
漂泊国外十六载,李宗仁心中一直打着小算盘:返国后谋个副委员长,总算能为大半生军旅生涯作个交代。可他望见溥仪那瞬间,原先想法全变了。皇帝居然能在新中国平平稳稳做满六年百姓。
刹那间他明白了:眼前这个年月,与他耗掉半生光阴的那个年月,已经完全两码事。
前来迎接的人里,另有一位开国大将,名叫张云逸。二人纠葛延续数十载:百色起义期间,张云逸同桂系军阀激战;1938年台儿庄一役,他们共同抗击日军;其后李宗仁卷入对新四军的袭击,双方又翻脸;解放战争时,张云逸带兵重创桂系。周恩来特意让他到场接机。
"你们两个是有着血海深仇的!如果我们派你去接机,李宗仁会觉得我党宽宏大量,不计前嫌,肯定能放心归国!"
张云逸痛快答应。等李宗仁步下飞机,他迎上去叫了句"德邻公",李宗仁眼中含泪,答以"胜之,胜之,你来了",随即二人双手用力相握。
这双手在十六年前,是从香港启德机场松开的。1949年12月5日,李宗仁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那时解放军已席卷大半个中国,蒋介石退到了台湾。
既不想赴台湾瞧蒋介石脸色,也不想待在大陆,他挑了另一条道:前往美国。这一去便是十六载。在新泽西州置下宅子,可中国国籍一直没放弃。
当年统率过数十万兵马的将领,到美国后最爱的消遣就是同人闲谈:谈中国时局,谈广西故乡,谈台儿庄的枪炮声。
1955年4月,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提出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并发出可和平解放台湾的意向,李宗仁再也无法安坐。他公开刊出《对台湾问题之具体建议》,主张国共重启谈判,中国的事情应由中国人处理,还竭力劝美国别再干涉中国内政,把部署在台湾海峡一带的第七舰队撤回去。
那篇声明究竟是否完全出自肺腑,难以判断。可一位在美利坚待了六年的前代总统,偏偏于此时主张和平统一,起码说明他仍牵挂中国事务。
北京方面留意到他的立场,不过并未马上采取措施。周恩来借李宗仁旧部、身处香港的程思远捎去口信:不必急求结果,先按兵不动看变化。李宗仁在摸底,中央同样在盯。
事情真正露出转机,是在1959年。12月4日当天,抚顺战犯管理所举行特赦大会;首批名单一宣读,爱新觉罗·溥仪便在其中。
他既是清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也是伪满洲国受日本摆布的傀儡君主;遭苏联俘获后送回中国,在抚顺那处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将近十年。连溥仪本人都觉得获赦无望。
"有谁也不能有我,我的罪恶严重,论表现我也不比别人强。我还不够特赦条件。"
可他的名字的确出现在名单中。获赦之后,溥仪起初被派往北京植物园参加劳动锻炼,后来转到全国政协下属的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担任文史专员。
消息抵达美国后,李宗仁深受震动。他看过有关溥仪获赦的新闻,又特意寻来《我的前半生》通读一遍。按长子李幼邻的说法,父亲读罢良久沉默。
溥仪算何种人物?清廷君主,日本操纵的傀儡,若论"历史问题",远比自己更重。连这种人都被新中国接纳,还获得职位。那我呢?自那一瞬间起,返国的想法才算牢牢生根。
1963年,程思远奉周恩来之命,在瑞士苏黎世同李宗仁私下碰面;二人开车沿莱茵河作长途旅行,程思远把"四可"方针带到:能回祖国定居;能回来,也能再去美国;能在欧洲先住一阵再决定去留;回国之后能再出去,若仍想回来,也能再次回来。
"来去自由,不加拘束。"
这八个字把他最大的担忧消掉了。旅居美国十余年,他最怕返国以后无法再离开。
1965年,他于美国《先驱论坛报》刊出一封公开信,劝美国政府丢掉过时的对华政策,并学法国那样尽快调整同中国的关系。此信让蒋介石十分恼怒。
蒋介石定了两手:让刚上任的保密局局长张炎元加紧盯住李宗仁,一旦他还有"投共"苗头,就可动用非常手段处理;同时逼迫白崇禧拍电报吓唬李宗仁。所谓"非常手段",其实就是暗杀。
"在两天内迅速侦知李宗仁的住处,如确在大陆驻巴使馆,务须弄清他们所乘飞机之机型、班次、时间和航线,尽一切可能在他去机场途中狙击解决;不行则在飞机上做文章,再来一次'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也在所不惜!"
1955年出了"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国民党特工把炸弹放进香港启德机场,炸掉周恩来本要搭乘的印度航空公司航班,机上中外旅客与机组人员无一幸免;周恩来临时改动行程,才躲过一劫。蒋介石打算拿同样办法收拾李宗仁。
1965年6月13日,李宗仁以陪同夫人赴瑞士疗养为名,凭在美国移民局留下的良好出入境记录取得护照,独自先行飞往瑞士;程思远则由香港飞抵苏黎世接应。
7月12日,李宗仁同夫人郭德洁、程思远一道,搭瑞士航空公司旗下的一架道格拉斯客机,从苏黎世出发,经雅典、贝鲁特、卡拉奇,到香港再转路回国。周恩来早有布置,命担任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的丁国钰到卡拉奇接应。
按国际惯例,轿车不能直接开到跑道旁接人,除非来的是国家元首级人物;但为确保安全,丁国钰必须这样做。他找到原巴基斯坦空军司令员、现任该国国际航空公司总经理,此人不仅与他私交甚厚,还曾受邀两次到中国度假,对方沉思片刻,答应了他的要求。
7月13日凌晨2时,那架道格拉斯客机停靠卡拉奇机场,李宗仁一行很快被请入一辆插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的林肯车;另外两辆奔驰跟在后面,沿内部专用道离开机场,平安抵达大使馆。
次日,台湾方面发现李宗仁等人并未抵港,特工便查遍卡拉奇的酒店与旅馆。丁国钰当日接到国内来的电报:国民党打算在卡拉奇搞破坏,若办不成,就要在缅甸上空对飞机动手。
丁国钰把情况如实通报给巴基斯坦政府。经巴方外长布托以及该航空公司总经理出面协调,从欧洲调来一架新机,机组如何配备全由中方决定——事实上它已变成护送李宗仁的专机。
7月17日夜里,李宗仁一行总算坐上归国的飞机。三辆汽车从使馆开出,头两辆奔驰先驶出去引开注意,李宗仁所乘林肯车接着跟上。待到飞机飞入中国领空,众人才把心放下。
7月18日上午8时,他们到达广州白云机场,中南局的第一书记陶铸等前来迎接;11时又飞抵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陈毅以及上海市委的陈丕显书记等专门到场。上海期间,周恩来同李宗仁深谈,当面再次说明"四可""四不可"和"过五关",李宗仁坦然接受所有意见。
7月20日上午11时,那架专机稳稳落在北京首都机场。十六载,总算归来了。
周恩来先回北京,在机场等着。彭真、贺龙,加上李维汉、郭沫若,还有黄炎培、章士钊,以及蔡廷锴、张治中等人也到了,总计百余人。李宗仁步出舱门时,掌声如潮。
他在机场宣读了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说自己这十六年是海外待罪之身,看到国家蒸蒸日上、又接连爆炸成功两颗原子弹,海外的中国人大多深感荣幸。
1964年10月16日,中国首颗原子弹试爆成功;1965年5月14日,第二次核试验也成功。过去连步枪都制造不好的国家,如今握有核武器——这已不再是他当年熟悉的那个中国。
他攥着溥仪的手,语气激动:"你的大作,我在国外已经拜读了。对我启发很大。"他所指为《我的前半生》,此书1964年问世后轰动很大,译成多国文字,在国内外都卖得好。
在美国读这本书时,他曾说它让他的心灵"照进了温暖的阳光"。
"已经59岁了,在今天,我感到越活越年轻啊!"
这绝非虚礼。获赦以后,溥仪在全国政协做文史专员,负责审阅各省送来的清末以及北洋、伪满文史材料,同时撰写自身回忆录;他与杜聿明、宋希濂,加上廖耀湘这些人,在文史专员室共事,并编入清末北洋组。
末代皇帝能善终的有几个?溥仪逢人就说:
"我溥仪能有生命存在,是靠共产党宽大政策!亦是靠自己低头认罪。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末代皇帝能善终者能有几人啊!"
感慨并非只属于他。每逢王朝更替,末代君主下场几乎都惨:秦子婴死于项羽刀下,汉献帝遭曹丕废掉后很快病亡,唐哀帝被朱温下毒害死,宋钦宗让金人掠去、客死他乡,明崇祯帝在煤山自缢。溥仪算唯一在新政权中安享天年的末代皇帝;李宗仁则是唯一返大陆定居的国民党前最高领导人。
当晚,人民大会堂摆下隆重欢迎宴,由周恩来亲自主持。李宗仁带着很重的广西口音讲话,高度称赞中国共产党"不咎既往"的"宽大精神",并说"祖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伟大灿烂的新时代"。
溥仪坐在席上听着,联想到自己获赦后重返北京时的情形,两人感受竟如此相近。那场宴会上,李宗仁所说的"服输"二字,令他记得最牢。半月之后,全国政协为李宗仁举行欢迎茶会,由周恩来主持,他也到场;回家后对夫人李淑贤讲:
"宗仁先生有'服输'二字,我也有'认罪'二字,这也很好嘛!因为这不仅意味着中国共产党的胜利,更是中国人民的胜利和祖国的胜利。"
归国第七天,也就是1965年7月27日,毛泽东于中南海会见李宗仁夫妇与程思远,地点在中南海游泳池旁的凉棚里。毛泽东轻拍李宗仁肩头,笑言他在声明里没骂蒋介石,这很不错。
程思远后来回忆,毛泽东谈吐风趣,李宗仁很快就不紧张了。李宗仁说到蒋介石要他做"代总统",称自己受了蒋先生骗,实际毫无权柄。毛泽东听罢说:
"德邻先生,你这次又上当了。"
李宗仁大吃一惊,毛泽东解释:"蒋介石骂我们是共匪,你回来以后不是上了匪船了吗?"李宗仁不知道怎么回答,程思远接了一句:"我们是搭上慈航,渡登彼岸。"
到中午,毛泽东在丰泽园摆宴款待李宗仁一行。原本只安排礼仪性会见,谁知聊了四小时仍未尽兴。程思远提到主席事务多,是否该告退,毛泽东答道:"少壮派你别说了,我们还要谈一会儿。"整场见面大约延续五小时。
正是在此场合,李宗仁吐露真实心愿——向毛泽东表示,愿出任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这请求他反复想过:自己乃前国民政府代总统,无论地位还是资历,做副委员长都合适;返国之前他已对程思远讲过,觉得这既可给半生政治生涯一个交代,也能为新中国统战工作出力。
毛泽东没有答应。李宗仁面上的笑意慢慢消失。毛泽东看穿他的想法,耐心列出几点缘由;具体原话各版本记载稍有差异,但中心意思一样——不合适。
李宗仁身为前国民政府代总统,位置特殊。若让他坐上人大副委员长之位,外界可能理解成"国共合作"的一种样式,甚至看作"两个中国"的变相布置。
他在海外居留多年,对新中国政治体制、办事方式、政策方向都不熟悉,径直出任国家领导层职务并不妥当。
他返国一事本身,意义远比任何职位重大:人肯回来已是最大的政治贡献,若再授予具体官衔,反倒会减损此事的影响。
毛泽东讲完理由后,李宗仁的反应颇耐人寻味。他非但没有不快,反倒"大喜过望",连说共产党胸襟宽大。真正使他释然的,是归国以后亲眼见到的种种。
他留在北京安顿下来,被安置在西总布胡同一座院落,也获邀列席政协活动;同他一道开会的,既有原国民党将领,也有年长教授,还有溥仪。他与溥仪分在同一个学习小组,逢周二下午碰面,共同看报、议论时事。
有回学习散场,李宗仁喊住溥仪问"一起走走?",二人顺着南长街慢慢走。行至故宫城墙脚下,溥仪停住,抬眼望向角楼。李宗仁问:"还想进去看看吗?"溥仪摇头:"里面现在是博物院,我去年进去过一次,迷路了。"他笑了笑,"真的,找不到小时候住的那个院子。"
一位皇帝,竟在昔日自家——故宫——中辨不清方向。那地方早就不再是他独享的禁苑,而成了人民的博物院。
1965年时,溥仪已59岁。他3岁登基,6岁退位,之后被逐出紫禁城,流转天津、东北,做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又被苏联俘获,送回国内,在抚顺改造将近十年,最终获特赦,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普通公民——其一生,正是中国由封建帝制迈向现代国家最极端的缩影。
李宗仁此生则正好接住往后的篇章:由广西农家少年,做到桂系军阀头领,走过护国战争、护法运动、北伐,指挥台儿庄大捷,出任中华民国副总统,后又成为代总统。他大半辈子都泡在军阀厮杀与权力角力里,极会盘算——何时依附何人,何时倒戈相向,何时留住本钱。
然而1965年的新中国,已非昔日年月。溥仪便是活证——这位旧日"真龙天子",被改塑成按时上下班、仔细记笔记、在政协小组会踊跃发言的普通公民。李宗仁那套军阀算盘,在此全然失灵。他谋求副委员长,沿袭的是旧时代"给个官衔安置元老"的旧理,而新中国所要的,是他真心承认这个国家、这套制度、这个时代。
1965年9月26日,李宗仁于全国政协礼堂召开中外记者招待会,到会记者逾300名,分别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规模为新中国成立以来记者会之最。有记者问,他有什么话想对海峡那边的蒋介石讲。李宗仁想了一会儿,答道:
"台湾是中国的内政问题,蒋先生目前处境尴尬,我诚望蒋先生和台湾的国民党同仁好自为之。"
这是他末一次公开谈两岸事务。此后,他健康日渐衰败。夫人郭德洁1966年查出乳腺癌,病势急转直下;医院备下最好病房,并请专家会诊,终究仍未能挽救她。临终之际,李宗仁守在床旁握住她的手,她低声说:
"回来是对的,至少我们回来了。"
妻子走后,李宗仁有段时间几乎不出门。1968年国庆之前,他接到两份请柬:一份国宴邀约,一份登天安门观礼的证件,于是致电溥仪问去不去。溥仪在电话中咳了几声:"我身体不行,医生不让去。你要去的话,露个面就回来,别太累。"李宗仁仍赴了国宴,在宴会厅留了两个多钟头,返家途中便感到呼吸急促,次日被送入医院。
他住院时,溥仪派人送来一盆兰花,随附卡片写有:
"好好养病,等你好了一起去颐和园看桂花。"
李宗仁将那盆花搁在病房窗台,天天亲手浇灌。可他最终没等到桂花开时。
1969年1月30日,李宗仁因肺炎并发症病逝于北京,终年78岁。周恩来亲自审看治丧报告,把遗体告别仪式主持者由"全国政协副主席傅作义"改成"全国政协主席周恩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的礼堂,他对身边众人说:
"李先生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台儿庄,另一件就是回国。"
追悼会办完后,工作人员清点遗物,看到《我的前半生》仍搁在床头柜上,书里夹着一纸便条,字迹出自李宗仁本人:
"问溥仪先生,书里第207页提到的那个太监,后来怎么样了?"
溥仪拿到这本书时,人已卧在病榻。他翻到第207页,盯了许久,对护士讲:
"那个太监啊……我忘了。"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因肾癌病逝于北京,终年61岁。
中国历史上的末代皇帝与末代总统,在新中国首都各自走尽生命最后一段路程。两人人生道路完全不同,起点乃旧时代权力最高处,终点则是同一国家的普通公民。这段间距,便是中国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迈向现代国家的全部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