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评点历代帝王,多有独到见解。
他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有批评,甚至说“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但唯有对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他连续用了三个“最”字来称赞。
毛泽东在点评《东观汉记》时评价刘秀是“历史上最会用人,最有学问,最会打仗的皇帝”。
毛泽东还曾将《后汉书》推荐给英文秘书林克,说“西汉高文、景、武、昭等读起来较有兴味,东汉只有光武可以读”。
在毛泽东眼中,东汉一朝两百余年,真正值得细读的,只有光武帝一人。
一、会打仗的皇帝,骑牛上阵,昆阳一战定天下
刘秀的军事才能,在历代开国皇帝中堪称翘楚。但最让人感到亲切的,是他起兵之初的“寒酸”模样。
刘秀虽是汉高祖刘邦的九世孙,但到他父亲这一代,家道早已中落,父亲不过是个小小的县令。刘秀九岁丧父,被叔父抚养长大,年轻时“性勤于稼穑”,是个实实在在的庄稼汉。他的哥哥刘縯好侠养士,常拿他比作刘邦那个只会种田的二哥,笑话他胸无大志。
谁能想到,这个被亲哥哥取笑的“田舍郎”,日后会成为一统天下的光武帝?
更让人忍俊不禁的是,刘秀起兵时连一匹马都没有。
《后汉书》里记载得清清楚楚:“光武初骑牛,杀新野尉乃得马。”一个未来的开国皇帝,骑着一头牛上战场,这在历代帝王中恐怕是独一份。
后来他在军中分财物时,部下因为分配不均闹情绪,刘秀把自己宗族所得的那份全部拿出来分给大家,才平息了众怒。
这些细节让人看到,刘秀不是什么天生的帝王,他是一步一步从泥地里走出来的。
真正让刘秀“一战成名”的,是昆阳之战。
公元23年,王莽派大司徒王寻、大司空王邑率四十二万大军直扑昆阳(今河南叶县一带),而城中汉军只有八九千人。诸将见敌军人多势众,都慌了神,想弃城而逃。刘秀却站出来说:“今兵谷既少,而外寇强大,并力御之,功庶可立。如欲分散,势无俱全。”他让王凤、王常守城,自己带着十三骑趁夜从南门突围,到定陵、郾城去搬救兵。史书记载,当时王莽军已经逼近城下,刘秀几乎出不了城门。但他还是冲了出去,带回了援军,并且亲自率领步骑千余人为前锋,直取敌军中军,最终以少胜多,大破王莽四十二万大军。
滍水为之不流,王寻被杀,新朝赖以立国的主力部队就此瓦解。
毛泽东对刘秀的军事才能十分欣赏,还特别留意到刘秀在战争中的“人情味”。
大将冯异在回溪一带被赤眉军打败,但后来收拢散卒、设伏反击,在黾池大败赤眉。刘秀没有责备他先前的失利,而是下了一道著名的玺书慰劳他:“赤眉破平,士吏劳苦,始虽垂翅回溪,终能奋翼黾池,可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这就是成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出处。
这种不苛责败将、善于鼓励的统帅风范,在历代帝王中并不多见。
二、最会用人的皇帝,烧掉“黑材料”,让部下睡个好觉
毛泽东评价刘秀“最会用人”,这个判断有充分的史实支撑。
刘秀手下的“云台二十八将”,大多出身微贱,来自小吏、布衣、行伍之中,而不是什么世家大族。邓禹是刘秀在长安太学时的同学,后来成为功臣之首;冯异原是王莽的部下,归降后成为刘秀最倚重的大将之一,人称“大树将军”,因为他每逢诸将争功时,总是独自退到大树下,从不参与争抢。
刘秀用人不看出身、不念旧恶,只看才能和忠诚。
最能体现刘秀“会用人”的,是他处理“谤书”的故事。
刘秀攻打邯郸、诛杀王郎之后,从王郎的宫室里搜出了大量文书,其中数千封竟然是刘秀自己的部下暗中写给王郎的“投诚信”和“诽谤书”。当时刘秀的处境并不稳固,很多人觉得他未必能成事,私下与王郎通款曲,给自己留后路。换了别的君主,这些书信可能就是清洗的“铁证”。但刘秀看都不看,把将领们召集起来,当着所有人的面,一把火将这些书信全部烧掉,只说了一句:“令反侧子自安。”意思是让那些心里不安的人睡个好觉吧。那些曾经动摇过的部下,从此死心塌地跟随刘秀,再无二心。
刘秀用人还有一个特点,他不忌讳部下有“前科”。冯异曾经是王莽的人,朱鲔甚至参与过杀害刘秀兄长刘縯的谋划。刘秀对朱鲔说:“夫建大事者,不忌小怨。鲔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诛罚乎?”意思是做大事的人不计较小怨,你如果投降,官爵都可以保全。朱鲔归降后,刘秀果然封他为平狄将军、扶沟侯。
这种胸襟,在开国帝王中实属罕见。
毛泽东读《东观汉记》时,想必从这些故事中看到了刘秀用人的“柔道”——不是靠权术驾驭,而是靠信任和宽容来凝聚人心。
刘秀自己说过:“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这句话,或许正是毛泽东看重他的原因之一。
三、最有学问的皇帝,太学里买驴代运的穷学生
说刘秀“最有学问”,在历代开国皇帝中确实找不出第二个人能比。
刘邦是亭长出身,朱元璋是乞丐和尚,赵匡胤是行伍起家,而刘秀是正儿八经在长安太学读过书的“科班生”,类似今天北大清华高材生。
王莽天凤年间,刘秀到长安太学求学,师从中大夫许子威,主修《尚书》。许子威可不是普通教授,是皇帝的高级顾问,他讲《尚书》从不照本宣科,有次讲到《尧典》时突然发问:“若洪水滔天而鲧治水失败,尧为何不杀他?”其他学生们无言以对,唯刘秀答道:“留鲧性命,既显仁德,又让禹知父罪需戴罪立功。”许子威抚须点头,这看似简单的师生问答,实则是帝王权衡之术的点拨和启蒙。
上文讲到刘秀招降杀兄仇敌朱鲔时那句“建大事者不忌小怨”,是否如出一辙。
学以致用,读书的精髓。
《尚书》是儒家五经之一,号称“政书之祖”,讲的是上古圣王的治国之道。但刘秀的大学生活并不轻松。史书记载,他“资用乏”——家里穷,供不起他在长安的开销。于是他和同宿舍的同学韩子凑钱买了一头驴,让随从牵着驴去给人载运货物,挣点运费来补贴日常开支。
一个未来的皇帝,在太学里一边读《尚书》,一边靠“跑运输”挣生活费,这样的画面实在让人忍俊不禁,也让人感到几分心酸,更是一种生活的历练
一次刘秀用驴运药材被人构陷,许子威非但不帮忙,反而袖手旁观、冷眼相待。直到刘秀借官府之力化解危机,许子威才点拨道:“读万卷书不如借三分势。”昆阳之战,刘秀能带着十三骑冲出四十二万大军重围,正是借助暴雨天时造“陨石助战”的势。
这可能是导师许子威最狠的课外实践课。
所以,史书上说刘秀读书的成绩是“略通大义”。
这四个字,历来有两种解读。一种认为刘秀读书不精,只是粗通大意;另一种则认为,刘秀是“学以致用”的典范,他不是死抠章句的腐儒,而是把经典中的道理活用在治国平天下上。
毛泽东本人就是“学以致用”的推崇者,他读史书从不拘泥于考据,而是“古为今用”,从历史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从这一点看,毛泽东说刘秀“最有学问”,未必是指他经学造诣有多深,而是指他有一种把学问转化为政治智慧的能力。
刘秀的“学问”还体现在他对文化建设的重视上。
建武五年,天下还没有完全平定,刘秀就开始“修起太学”,“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什么意思?就是快速搭建简易校舍,包括博士(教师)宿舍、主讲堂("内讲堂")和附属教室("外讲堂")。据记载,初期讲堂仅"长十丈,宽三丈"(约23米×7米),可容纳数百人。吸引四方学士云集京师,形成了“诸生横巷”的文化盛况。
东汉一朝“功臣多近儒”,与刘邦手下那帮“亡命无赖”形成了鲜明对比。
清代史学家赵翼注意到了这一点,说“帝本好学问”。刘秀还喜欢在朝会之后,把公卿郎将留下来讲论经书,皇太子劝他注意休息,他说:“我自乐此,不为疲也。”就是我自己乐在其中,不觉得累。
刘秀身上最打动人的,可能恰恰是那些“不完美”的烟火气。
他年轻时在长安看到执金吾出行的盛大排场,感叹了一句“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执金吾”是负责京城治安的官员,出行时车骑甚盛,威风凛凛。一个穷太学生,最大的“人生理想”不过是当个京城卫戍司令、娶个家乡的美女阴丽华,这样的志向放在历代开国皇帝中,简直“寒碜”得可爱。
但正是这句脱口而出的感叹,让我们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刘秀,而不是一个生来就胸怀天下的“神人”。
刘秀与阴丽华的爱情,也充满了普通人的温情。
更始元年六月,刘秀终于娶到了心心念念的阴丽华,那一年阴丽华十九岁。但新婚不久,刘秀就奉命北上河北,夫妻分离。后来刘秀登基后,在一份诏书中回忆这段往事,说:“吾微贱之时,娶于阴氏,因为将兵征伐,遂各别离。”意思是我在贫贱的时候娶了阴家的女儿,因为要带兵打仗,就和她分开了。语气里满是歉疚和牵挂。成为皇帝后,刘秀想立阴丽华为皇后,阴丽华却主动推辞,说郭圣通已有子嗣,应该立郭氏。刘秀左右为难,只好暂时将两人同封为“贵人”。这种“家事”上的纠结,与他在朝堂上的杀伐决断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还有一个细节:刘秀在河北被王郎追击时,天降大雨,他躲进路边一间空舍,灶里还有余火。冯异抱来柴薪,邓禹吹火,刘秀对着灶火烤衣服。冯异又端来一碗麦饭,刘秀狼吞虎咽地吃了。一个未来的皇帝,在逃亡路上和部下围着灶火烤衣服、吃麦饭,这样的场景,比任何史书上的“帝王本纪”都更有温度。
毛泽东对刘秀的“三最”评价,表面上是在称赞一个古代帝王,实际上也折射出他自己的历史眼光和价值取向:
会打仗不是靠蛮力,而是靠谋略和胸怀;会用人不是靠权术,而是靠信任和宽容;有学问不是靠章句,而是靠学以致用。
刘秀身上那种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务实、宽厚和坚韧,或许正是毛泽东最为欣赏的品质。而那个骑牛上阵、买驴代运、当着将士面烧掉“黑材料”的光武帝,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不那么“高高在上”、却格外令人亲近的帝王。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韩纪民《毛泽东评东汉光武帝刘秀》,《党史博采》2026年第八期;《东观汉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