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家好,我是听澜。
今年11月,越南领导人苏林借着来深圳接棒下届APEC主办权的契机,开启了年内第二次访华。
在深圳会场里,他谈的是中越战略依托的大局;可会议刚结束,他没有直接回河内,反而直飞云南昆明,一头扎进铁路、口岸和绿电的具体项目里。
短短两天,两座城市,从国际多边舞台迅速切换到地方务实对接。
这位下届APEC东道主不按常理出牌的紧凑行程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一份发展清单?
要看懂苏林这趟行程的真正意图,听澜带大家先看看深圳会场上的那次关键交接。
11月19日,随着深圳APEC会议落下帷幕,越南正式从咱们手中接过了2027年APEC的主办权。
越方把明年的主题定为“携手共建自力更生、创新发展、共享繁荣的新时代”,还列出了提高经济生产力、促进区域贸易投资、增强经济韧性三大优先事项。
口号喊得很响亮,但要把场子撑起来,越南心里很清楚离不开中国的支持。
很多朋友可能会以为,苏林这次在深圳当面请求中方支持越南办会,是临时的客套或者突发诉求。
其实根本不是这么回事,这步棋早在七个月前就已经埋下了伏笔。
今年4月苏林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中越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里,就已经白纸黑字地写明了“中国支持越南主办2027年APEC会议”。
也就是说,深圳这一趟,距离他上次来华仅仅过了七个月,核心目的就是把当初的书面承诺,变成东道主之间的当面交接。
站在咱们中国的立场上看,越南想要的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头祝贺。
今年中国作为东道主,围绕开放、创新、合作这三大优先领域,在亚太地区推动了一系列数字化和绿色转型的实质性成果。
明年轮到越南坐庄,他们面临的最大考验,就是怎么把“中国年”留下的高规格成果给稳稳接住。
如果明年拿不出像样的议题和实际落地项目,这个东道主当得就会很难看。
苏林在年内第二次来到中国,提前抵达深圳参与全程,说白了就是来现场看一看中国是怎么搭台唱戏的,怎么把宏观的区域合作变成实打实的生产力。
这份急切感,恰恰反映出越南在面对区域经济转型时的真实心态。
既然在多边舞台上接过了接力棒,怎么把口号变成现实,就成了苏林接下来最迫切的任务,这也直接引出了他会场内外的两套动作。
在深圳的正式会见中,咱们看到的官方通稿里,双方重点强调的是智慧口岸、跨境经济合作区、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以及人工智能应用合作。
这些词汇全都是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框架下的具体抓手,听起来非常宏观。
但如果你把目光移到会场之外,看看苏林的实际脚步,就会发现这完全是一场带着明确目的的“实地取经”。
深圳是个什么地方?那是中国的科技创新高地。
据越方媒体透露,苏林在深圳期间,对当地的智能制造和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表现出了极为浓厚的兴趣。
更耐人寻味的是,APEC会议一结束,苏林并没有直接飞回河内,而是在11月19日当天直飞云南昆明。
到了昆明之后,越方拿出来的完全是一份精确到具体项目的“采购与对接清单”。
他不仅去参观了胡志明旧居重温传统友谊,在随后与云南省领导的会见中,谈的全是铁路、公路、水运、口岸建设、绿色电力以及跨境旅游这些极其务实的领域。
紧接着在11月20日,苏林又亲自出席了“越南—中国西南地区发展战略对接论坛”。
那场论坛的规模非常大,足足有570多家来自中越两国的企业现场对接。
云南方面在会上点出的合作方向也非常明确,直指纺织服装、电子信息、数字经济和文化旅游。
再往南边看,中越边境的广西友谊关—越南谅山智慧口岸试点项目,咱们中方这一侧的建设已经全面建成了,无人集卡和自动化通关系统随时可以高效运转,现在就等着越方那一段加快对接。
听澜把这些行程轨迹拼在一起看,苏林这趟来华的真实算盘其实已经一目了然。
他看的根本不是国际会议上的PPT,他看上的是深圳的智能制造、昆明的绿电与交通网,以及广西的智慧口岸管理经验。
这三样东西组合起来,恰恰就是越南下一步产业升级最想抄的作业。
相比于中方通稿里高屋建瓴的战略定性,越方在报道中更喜欢列出这种一二三四的具体合作清单。
这种话语体系的差异,恰恰说明越南正急于把两国的高层政治共识,迅速变现为国内看得见、摸得着的基建与科技项目。
作业虽然看明白了,清单也递出来了,但能不能把这些先进的技术和模式真正消化掉,还得看越南自己家里的底子够不够厚。
这就不得不聊聊越南当前在高科技产业上面临的现实瓶颈,也就是他们离真正的高质量发展还差的那“最后一公里”。
客观地说,越南这几年在政策层面上确实迈出了很大的步子,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激进。
为了抢抓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的风口,越南不仅设定了到2030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达到约三成的宏大目标,还计划为上千万劳动年龄人口提供数字技能培训。
在法律法规上,越南首部专门的人工智能法规以及新修订的投资法都已经排上了日程,大幅压缩了外资准入的限制条件,还在今年明确了数十项优先发展的高技术目录,涵盖了大数据、云计算、储能等几乎所有热门赛道。
为了吸引外资研发中心落地,越方更是给出了相当长周期的税收减免承诺。
但是,听澜要在这里泼一盆冷水:政策可以给税收假期,但政策变不出成熟的工程师;政府可以批土地建园区,但批不出稳定的电网和深厚的工艺积累。
以越南目前最引以为傲的半导体产业为例,虽然吸引了不少跨国巨头前去设厂,但核心业务依然高度集中在产业链最末端的封装和测试环节。
至于技术门槛最高、附加值最大的晶圆制造领域,越南本土虽然喊出了建厂试产的口号,但实际推进起来却充满了不确定性,甚至连当地龙头企业都在悄悄下调对外宣传的芯片制程预期。
为什么会卡在从“封测”到“制造”的这道坎上?最直接的原因就是人才和基建的底子太薄。
越南本土目前虽然有几千名芯片设计相关的从业人员,但真正能支撑起庞大制造业运转的硬件工程师缺口,完全是数量级上的差距。
业内早就测算过,越南未来十年在这个领域的人才需求是现有可用人数的近十倍,这种断层根本不是靠短期培训班就能补上的。
更要命的是电力供应问题。不管是搞晶圆制造,还是搞人工智能算力中心,本质上都是极其耗电的重资产行业,对电网稳定性的要求近乎苛刻。
而越南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国内目前的供电能力跟不上外资工厂的扩张速度,这也是为什么苏林到了昆明,必须要把“绿电合作”放在嘴边的重要原因。
算力底座不够厚,应用场景的密度又撑不起来,光靠一纸优惠政策,很难在短时间内凭空搭建起一个完整的高科技生态。
所以说,越南现在面临的核心矛盾,根本不是“愿不愿意转型”的决心问题,而是“接不接得住高端产业”的能力问题。
结语
听澜认为,越南这一轮科技与产业升级,很大程度上仍需依托中国产业链的带动。
只是产业辐射自有规律,订单和产线相对容易承接,但底层的工艺积累与工程师红利,却很难在短时间内一蹴而就。
明年富国岛APEC峰会,越南能交出怎样的“创新”答卷,关键还要看它能否借助与中国的务实合作,一步步夯实自身的技术底座。
苏林这趟从深圳到昆明的行程其实已经表明,比起单纯找资金,现阶段的越南更看重向中国学习“如何把规划图纸落地为现代化工厂”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