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日本共同社6月27日的消息，日本经济界近期再次启动对华经贸代表团的筹备动作，日本经团联、日本商工会议所与日中经济协会计划在2026年度内联合派出由三大机构“一把手”率领的访华团赴华，并寻求与中方高层会晤。

日本共同社对此的报道

共同社在报道中称，日本经团联6月23日至25日派出前事务总长、副会长久保田政一赴中国大连出席国际会议“夏季达沃斯论坛”，并派赴北京参加经济博览会。

久保田表示，“重启代表团访华的条件已经具备。”

可是，条件，真的具备了吗？

如果笔者没记错，就在不久前高市早苗还“傲娇”地表示她打算参加今年在中国深圳举行的APEC峰会，但不会会见中方领导人。

可以说，日本方面至今都没有悔过之心，反而又想通过“政冷经热”的模式通过经济代表团的游说来促使中方改变目前对日经济政策，既重复过去二十年形成的固定动作：当政治摩擦上升、产业链受压时，日本通过高规格经贸团“游说式访问”试图回到旧有的稳定轨道——这招从小泉纯一郎时代就开始使用，而日本到现在也没有“长进”。

甚至可以说，相较之前，高市早苗的对华态度和对华政策之恶劣，早已远远超越小泉纯一郎和安倍晋三时期，还想投机取巧已完全不可能。

且不谈日本政界，日本经济界为何如此“幼稚”？总以为只要维持高层对话、加强企业交流、释放合作意愿，政治紧张就可以被“技术性降温”？

当中国在今年1月加强对日出口管制之后，日本企业界的第一反应不是调整对中日关系结构的理解，更不是组团对日本政府施压，而是一而再的又试图通过“经济界恢复沟通”来解决问题。

同样，在大连富士电机的两名日本员工走私稀土被中国海关部门拘留等事件出现后，日本经济界也倾向于将其视为“个案冲击”，而非更深层次政治与安全环境变化的信号——甚至“乐观”地认为现在还是访华游说的好时机……

从我方视角来看，中日关系中的约束条件，早已不只是贸易与投资层面的“摩擦管理问题”，而是被更复杂的政治安全结构所重新定义。

高市早苗去年11月涉台言论引发中方强烈反应，本质上触及的是中国在台海问题上的核心红线，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交措辞争议。在这种背景下，单纯依靠经贸团访问来“缓和气氛”，实际上根本没有触及问题根源。

更关键的是，日本经济界在行动逻辑上仍呈现出一种“去政治化假设”：即假设企业利益能够与国家战略冲突相对隔离。但现实恰恰相反。

目前中日经贸问题，尤其日本企业供应链陷入危机，这并非单纯的“贸易摩擦”和“政治外交摩擦”，而是中国供应链“安全化重组”的结果，我们必须剔除日本这一“风险因素”。在这种结构性变化下，经团联仍试图通过“高层访问+经贸对话”的传统模式来恢复稳定，本质上是用旧工具处理新问题。

当然，笔者清楚日本经济界的焦虑所在。一方面，中国仍然是其最重要的制造业市场与供应链来源之一；另一方面，日本又在美国主导的安全与技术体系中不断加深绑定——或者说，即便没有美国因素，日本目前的极右翼政治环境，也是会敌视中国的，尤其在中美已经缓和的大背景下，高市早苗政府仍在不断加码挑衅。

而这种双重结构导致其对华政策呈现明显矛盾：企业需要稳定中国市场，但日本的国家安全叙事又不断强化对华风险认知。

可如笔者前面所言，最关键的是我们没有看到日本经济界对日本当下政府的任何施压，哪怕是“进谏”也没有，反而不断对华发声，这简直是本末倒置。

总之，日本方面对“问题出在哪里”的判断仍然停留在表层，没有系统性反思这些现象背后的整体框架变化：台海问题敏感度上升、科技竞争加剧以及中国在关键资源与产业链中的主动调节能力提升。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约束环境，而不是可通过一次访华团就能修复问题，或者可以说，他们没有这个“资格”来解决问题。

因此，问题解决起来“很容易”，高市早苗政府立刻收回过去任何对华不友好言论，对“涉台发言”向中方道歉，取消对华敌对性质的军事部署，取消一切对华制裁、歧视性政策（例如最近的签证政策）等，只是我们都清楚，没到“山穷水尽”那一步，高市早苗是不会“妥协”的。所以，日本经济界的做法根本无助于改善中日关系，他们还是好好想想如何“研发”无重稀土的电机、材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