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阁楼上的作文本
一九三五年冬天,湖南浏阳社港镇黄狮塘村,胡聘秀坐在堂屋里补一件旧褂子,听见门外有人喊:“胡婶子,邮差来了。”
她放下针线往外走。邮差站在院门口,递过来一张折了两折的纸片。胡聘秀不识字,让隔壁的账房先生念。账房先生戴上眼镜,看了半晌,说:“是县里来的公函。说你家淮洲……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在安徽太平县阵亡了。”
胡聘秀接过那张纸片,翻过来看了看,又翻过去看了看。纸上的字她一个也不认得,但她认得“寻淮洲”三个字里那个“淮”字。那是她给他取的名字。黄狮塘村前有条河,老辈人都叫它淮水,她生他那年发大水,河水漫到了门槛上,她跟丈夫说,就叫淮洲吧,河边的娃,命硬。
她把纸片折好,揣进怀里,转身回了屋。账房先生在后面喊:“胡婶子,你没事吧?”她没回头,说了一句:“我晓得。”
她早就晓得了。从去年冬天起,她就没再收到过儿子的信。托人去长沙打听,回来的人支支吾吾,说队伍走远了,找不着了。她没追问。十五岁那年他走的时候,她就晓得会有这一天。他说要去“为国家做些大事业”,她拦不住,也没拦。
那天晚上,胡聘秀搬了一把竹梯,爬上阁楼。阁楼上堆着谷壳、旧农具和几只腌菜坛子。她摸到最里面那个樟木箱子,打开,从一摞旧衣裳底下翻出一个蓝布包。布包打开,里面是一本毛边纸订的作文本,封面上用毛笔写着三个字:寻淮洲。
她捧着作文本下了阁楼,坐在灶膛前面,就着柴火的光,一页一页地翻。她不识字,但每一页她都认得。那是他十三岁在莲溪高小写的,老师批了红圈,他拿回来给她看,说:“妈,先生说我写得好。”她问他写的什么,他念给她听:“我们生在世界上,假使和那寄生虫一样,春来也好,秋去也好,一味甘食美衣,玩日愒岁,徒然食息于天地之间;由幼而壮,由壮而老,由老而死,空空过此一生,岂不是太无意识吗?”
她当时听不太懂,只记住了一句“空空过此一生”。她问他:“那你不想空空过一生,你想做什么?”他仰着脸说:“我想做大事。”她笑了,拿烧火棍在他屁股上轻轻敲了一下:“你先帮我把灶膛的火烧旺,再去做大事。”
后来他就真的去做大事了。
一九二七年春天,黄狮塘一带闹农会,十五岁的寻淮洲天天往外跑,组织儿童团,贴标语,在芦花滩的公审大会上领着人喊口号。胡聘秀心里又骄傲又害怕。骄傲的是儿子有出息,敢说话敢做事;害怕的是长沙那边风声越来越紧,听说马日事变之后到处在抓人。果然,没过多久,寻淮洲的名字上了反动派的抓捕名单。
那天夜里,他翻墙回了家,身上只穿了一件单褂子,脚上是一双破草鞋。他跪在胡聘秀面前磕了一个头,说:“妈,我得走了。去浏阳找义勇队。”胡聘秀没哭,从灶台上拿了两块剩红薯塞进他怀里,又把自己脚上那双半新的布鞋脱下来给他。他不要,说妈你穿。她把他按在板凳上,把鞋套在他脚上,说:“你脚上的路长,妈的路短。”
他走的时候天还没亮,从后山翻过去,消失在竹林子里。胡聘秀站在院门口一直看到天亮,看到竹林子里起了雾,看到雾散了,日头出来了,才回屋。
那以后,她等了八年。八年里收到过三封信。第一封是从井冈山捎来的,说当上了副班长,吃得饱,勿念。第二封是从江西寄来的,说打了胜仗,缴了敌人的枪,还提到了一个叫“毛委员”的人,说那个人夸他是“小英雄”。第三封是民国二十二年底,说升了军团长,管好几万人。信上就几行字,字写得歪歪扭扭,大概是匆忙写的,末尾加了一句:“妈,等打完仗,我回来给你盖新屋。”
她拿着那封信在村里走了一圈,让账房先生念了三遍。隔壁邻居说,胡婶子,你儿子当大官了。她笑着说,什么大官,就是个当兵的。晚上回到家,她把信压在枕头底下,翻来覆去睡不着。她想的不是新屋,她想的是他信上没说的那些话。她识字不多,但她听得出来,一个人写信只写“勿念”的时候,多半是没什么可念的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寻淮洲率红七军团从瑞金出发,北上抗日。他当时二十一岁,是红军最年轻的军团长,手下六千多人,一半是新兵,枪只有一千来条,大多数人扛的是大刀梭镖。他带着这支队伍在四个多月里走了五千多里,穿过福建、浙江、江西、安徽,跟国民党十几万追兵周旋。他给中央发过一封电报,请求允许部队打几场硬仗补充弹药和给养,电报里有一句话:“部队疲劳已极,但士气尚旺,指战员均抱必死决心。”
他说的“必死决心”,不是修辞。十二月中旬,红十军团在谭家桥设伏,原计划打王耀武的补充第一旅一个措手不及。但敌军抢先占了制高点,伏击打成了遭遇战。寻淮洲当时已经被降为十九师师长,排在了军政委员会之外,但仗打到那个份上,他带着一个排就往乌泥关的制高点上冲。战士们说,师长,你个子小,往后靠。他没理,端着枪跑在最前面。冲到半山腰的时候,敌人的重机枪扫过来,一梭子打在他肚子上。后来收殓的人说,伤口是圆形的,像蜂窝一样,密密麻麻的弹孔。
他倒下去的时候,身边的战士要抬他下去。他捂着肚子,嘴里翻来覆去就两句话:“北上抗日!北上抗日!”“消灭敌人!消灭敌人!”抬到泾县茂林的时候,血快流干了。他最后跟身边的人说了一句话,声音小得听不见,有人凑近了才听清,他说的是:“我妈……在浏阳……别告诉她我疼。”
胡聘秀当然不知道这些。公函上只写了“阵亡”两个字,没有写他疼不疼。她坐在灶膛前面,把作文本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是他抄的一篇短文,题目叫《现在的我》。她记得他念过这一段:“对于学业上,应该致猛力前进,求一些丰富的知识;对于身体上,应该竭力锻炼,求一个强健的身体;对于办事方面,更应该随时练习,养成很好的才干,预备将来与国家做些大事业……”
她伸手摸了摸纸面上的字迹,墨迹已经洇开了,毛边纸的边角卷了起来,像被水泡过又晒干的样子。她这才想起来,这本作文本在阁楼上放了快十年,浏阳的梅雨天潮,她每年夏天都翻出来晒一次,晒完了再包好放回去。她一直觉得,只要这东西还在,人就没走远。
灶膛里的火快灭了。胡聘秀把作文本合上,重新包进蓝布里,揣在怀里,上了阁楼。她没有哭。从接到公函到那个晚上,她一滴眼泪都没掉。村里有人说她心硬,她不解释。她知道,眼泪是流给外人看的。她是浏阳河边的女人,男人死了不哭,儿子死了也不哭。哭什么呢?他去做大事了,大事没做完,人先没了,哭也哭不回来。
她把作文本放回樟木箱子,盖上旧衣裳,合上箱盖。阁楼上的窗户透进来一点月光,照在箱子盖上,照出薄薄一层灰。她拿袖子把灰擦了,然后坐在阁楼的地板上,靠着箱子,闭上了眼睛。
她想起他四岁那年还不会走路,她抱着他在院子里晒太阳,邻居说这孩子怕是养不大。她不听,天天拿米汤喂他,拿草药洗他的腿。后来他会走了,会跑了,跑得比村里所有的孩子都快,村里的老人都叫他“猴子”,说他爬树比猴还利索。她想,也许他从那时候起就在练了。练飞毛腿,练爬杆子,练怎么跑得比别人快,怎么爬得比别人高。他十三岁在作文里写“竭力锻炼,求一个强健的身体”,原来不是写给老师看的,是写给她看的,是告诉她:妈,我能跑,我能跑很远,你别担心。
可他跑得太远了。远到浏阳的邮差送不到他的信,远到她做的回锅肉凉了又热、热了又凉,也等不回那个人。
一九三八年春天,陈毅带部队经过泾县茂林,找到了寻淮洲的坟。坟是当地老百姓偷偷修的,原来那个坟被国民党军挖开过,头颅被割走拍了照,后来老乡又冒着风险把遗骸重新埋了。陈毅让人把坟重新修了修,在坟前立了一块碑,亲笔写了墓志铭。碑文刻好之后,陈毅站在坟前念了一遍,念到“寻同志为红军青年将校,以游击战斗著称,毕生为革命利益、民族利益牺牲到底”的时候,旁边一个参加过谭家桥战斗的老兵忽然蹲在地上哭了。老兵说,寻师长冲锋的时候,他就在后面跟着,他看见师长倒下去,肚子上的血把灰军装染成了黑的。他想上去背他,师长摆手,说“别管我,往上冲”。
陈毅沉默了一会儿,说:“他才二十二岁。个子那么小,心比谁都大。”
这句话后来没有刻在碑上。刻在碑上的是另一句:“足为抗日战士之楷模。”
胡聘秀是一九四九年才知道儿子有坟的。那年浏阳解放,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找到黄狮塘,说是寻淮洲的战友,姓粟,当年在红七军团跟寻淮洲搭过班子。姓粟的人瘦高个,说话带着湖南口音,见了胡聘秀就鞠了一躬,说:“婶子,淮洲同志是个好同志。他要是活到现在,该当司令了。”胡聘秀给他倒了一碗茶,问他:“他走的时候,疼不疼?”姓粟的沉默了很久,说:“不疼。他走得快。”胡聘秀点了点头,说:“那就好。”
姓粟的走的时候,在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看见胡聘秀站在门槛上,怀里抱着一本蓝布包着的东西,站得笔直,像一棵晒干了的老树。他想说什么,最后什么都没说,转身走了。
胡聘秀后来活到八十多岁。她每年夏天还是把作文本从阁楼上拿下来晒,晒完了包好放回去。村里的小孩问她,胡奶奶,你老晒那个本子做什么?她说:“那是我儿子的。他写的字好,晒晒,防霉。”小孩问:“你儿子呢?”她说:“去做大事了。做完了就回来。”
她没等到他回来。但她等到了别的东西。一九五五年,村里修小学,她把攒了半辈子的钱拿出来,在黄狮塘边上盖了一间教室。教室的墙上挂了一张画像,是寻淮洲穿红军军装的样子,画像是根据一张老照片画的。那张老照片是他十三岁在莲溪高小拍的,清秀的脸,眼神很亮,嘴唇抿得紧紧的,像在憋着一股劲。画像底下写了一行字,是胡聘秀让学校的先生写的:“预备将来与国家做些大事业。”
一九七二年,胡聘秀去世。家里人收拾遗物的时候,在阁楼的樟木箱子里找到了那本作文本。蓝布已经褪成了灰白色,毛边纸的边缘被虫蛀了几个小洞,但字迹还清清楚楚。最后一页的背面,用铅笔写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不是寻淮洲的笔迹,是胡聘秀的。她不识字,那行字是她照着儿子信上的字一笔一笔描下来的,描的是“勿念”两个字。
作文本后来被送到了浏阳市档案馆。工作人员翻开的时候,发现里面夹着一片干枯的竹叶,薄得像蝉翼,颜色已经变成了深褐色。没有人知道那片竹叶是什么时候夹进去的。也许是寻淮洲走的那天早上,从后山竹林子里带回来的;也许是胡聘秀晒本子的时候,从窗外飘进来的。那片竹叶就那样夹在“预备将来与国家做些大事业”那一页和“勿念”之间,薄薄的,干干的,一碰就要碎,但一直没碎。
二〇二六年,那张十三岁的照片入藏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照片上的少年看着镜头,眼神亮得像浏阳河春天涨水时的浪头。旁边展柜里放着一张地图,上面标着从瑞金到谭家桥的路线,五千多里,弯弯绕绕,最后停在黄山脚下一个叫乌泥关的小地方。
没有人知道他最后那几分钟在想什么。也许什么都没想,也许想了。也许想了浏阳的河,想了灶膛里的火,想了母亲塞给他的那两块红薯,想了那本被他丢在阁楼上再也没翻开过的作文本。
也许他什么都没想,只是喊了那两句他喊了一路的话。北上抗日。消灭敌人。然后闭上了眼睛。二十二岁。个子不到一米五。管过几万人。写过一本作文。留给母亲一个字:念。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