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挽狂澜

10月底，有网友在景区拍到王思聪游玩，身边有人同行，状态松弛。

不到十天之后，另一组照片从大理崇圣寺流出来，画面里的人72岁，身形消瘦，和当年在论坛上谈笑风生的那个首富判若两人。

父子两个人，一个在景区闲逛，一个在寺庙前被人拍下苍老的模样，放在同一段时间线上看，万达这盘棋的分量一下子就压到了那个72岁的人身上。

1988年，王健林辞掉西岗区办公室主任的职务，接手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区属住宅开发公司，缺钱，缺项目，账面上能用的东西少得可怜，放在任何人手里都是一块烫手的烂摊子。

他从旧城改造切进去，一套一套地啃，把这家公司做成了大连当地的龙头，然后站上地产赛道，开始往足球、院线、文旅这些板块铺。

扩张最快的那几年，万达的名字反复出现在富豪榜的最上面。

“先定一个能达到的小目标，比方说我先挣它一个亿”这句话从他那张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没有人觉得是笑话，因为那时候的万达确实在按这个量级往前走。

风雨飘摇

转折出现在2017年，集中到期的债务压过来，万达把文旅和酒店资产打包出售，交易额635.7亿，业内给这笔交易贴了一个标签，叫世纪交易。

那一次断臂，换来了喘息的空间，但没有换来彻底的轻松。

2023年开始，万达广场从“非卖品”变成了货架上的筹码，近三年累计卖掉的广场数量超过80座，2025年5月甚至一次性打包出手48座。

万达整体负债约6000亿，现金短债比一度只有0.2，账面上每一块钱的短期债务，对应的现金只有两毛，这种数字摆在桌面上，已经不需要任何人再解释万达在经历什么。

公开场合有人把“首富还是首负”的问题直接抛给王健林，他的回应是把企业负债和个人负债切开，说自己手里上市公司的股权摆在那里，市值能到一千五百亿。

这个回答在逻辑上站得住，但在舆论场里站不住，因为普通人只看一件事：你卖了多少广场，你还剩多少。

去年9月，“王健林被限高”冲上热搜，万达随后回应是下属项目公司的纠纷，执行层面信息不对称，属于“误伤”，限消信息后来也被移除了。

但“误伤”两个字消不掉已经扩散出去的信号：万达的债务链条绷得太紧，紧到任何一个下属公司的纠纷都能把创始人的名字拖进限高名单。

今年8月，永辉超市起诉万达相关的开庭公告浮出来，涉案金额超过38亿，王健林被列为连带责任人。

连带责任四个字的分量在于，主债务人还不上，债权人可以直接把手伸向担保人。

债务和诉讼两条线同时收紧，外面看戏的人越来越多，真正能替万达说话的人越来越少。

就是在这样的局面下，王健林做了一个十四年没有做过的动作。

2012年他卸下万达商管董事长职务，之后丁本锡等人先后坐在那个位置上，期间万达商管经历了上市、私有化退市、再冲上市的一连串折腾。

2021年珠海万达商管签下对赌协议，约定2023年底完成上市，否则要回购超过300亿的股份。

上市没有成功，回购的压力顶到门口，王健林找来了太盟等投资人，约600亿注资进来，代价是万达方面在珠海万达商管的持股从七成以上被稀释到约40%，太盟一方拿到约60%。

股权让出去的那一刻，万达广场的运营决策权就已经不在王健林手里了。

2025年11月5日，大连万达商管完成工商变更，陈洪涛卸任董事长，王健林重新接回这个他十四年前放下的职位，11月9日中国经济网报道了这次人事变动。

一个72岁的人回到台前，外界的第一反应是“老将出山”，但把股权结构和时间线摆在一起看，这件事的性质要冷静得多。

他回来坐的是大连万达商管的董事长席位，而万达广场真正的运营核心珠海万达商管，控制权已经在太盟牵头的财团手中。

换句话说，这次回归更多是站到台前稳住局面，而不是把已经让渡出去的控股权收回来。

业内人士给出的判断很直接：王健林回归的首要作用是稳定军心，向合作方和投资人释放一个信号，创始人还在，万达还有人兜底。

此前他频繁出现在各地的文旅和商业项目上，大理崇圣寺的行程也被外界解读为考察景区文旅经营的可能性。

一个七十多岁的人还在各地跑项目，这件事本身就在说明，万达手里能打的牌已经不多了。

他回来之后要面对的难题一个都没有少：债务要继续化解，资产要继续处置，业务要往轻资产和文旅方向转，而珠海万达商管的决策权不在他手上，他能调动的空间比十四年前窄了太多。

十四年前他卸任的时候，万达在往上走；十四年后他重新坐回这个位置，万达在往下承压。

这次出山确实给万达注入了一针强心剂，但强心针的作用是争取时间，不是解决问题。

72岁的王健林跨出的这一步，更像是一个创始人在企业最需要有人站在前面的时候，把自己重新摆了上去。

至于这一步能不能像当年从旧城改造里杀出来那样翻盘，股权结构不答应，债务数字不答应，时间也不一定答应。